1906年的一天晚上，鲁迅刚躺下休息。这时，朱安突然爬到床上哀求：“大先生，你就给我一个孩子吧......”鲁迅一听，猛然起身，“啪”的一声，将水杯摔在地上，怒斥道：“赶紧给我出去.....” 朱安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她的父亲曾做过县令。在那个年代，官宦人家的女儿从小就要接受最严格的礼教规范。 朱安五岁时就开始缠足，那疼痛让她泪水直流，可是母亲总是告诉她：＂好人家的女儿都是要缠足的。＂ 每当朱安想要拿起书本时，父亲就会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于是，朱安从未踏入过学堂半步，她的全部教育就是学习如何做一个贤妻良母。 在二十世纪初的绍兴，朱安这样的女子是最受人称赞的。她不识字，但会持家；她不懂诗书，但知礼数。 到了适婚年龄，由于朱安的温和恭顺是远近闻名的，周家便相中了她。虽然此时的周家已经家道中落，但在当地依然算得上是体面人家。 朱安的父母认为这是一门好亲事，毕竟周家的大儿子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是个有出息的。当地人都说，嫁给一个留洋的学生，将来一定能享清福。 1906年春天，远在日本的周树人突然接到家信，说是母亲重病，要他速速回国。周树人急忙买了船票，马不停蹄地赶回绍兴老家。 等他推开家门，看到的却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原来所谓母亲重病，不过是一个骗局，目的就是要为他完婚。 按照当地的习俗，新郎要戴上假辫，穿上大红新衣。周树人虽然内心抗拒，但为了不让朱安难堪，还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婚礼仪式。 婚礼当晚，周树人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对新房中的朱安不闻不问。第二天，他就搬到了母亲的房间。 不到一个月，周树人就返回日本继续求学去了。朱安则留在家中，做着针线活计，侍奉着婆婆。 就这样，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留学生和一个传统礼教培养出来的女子，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朱安像大多数中国传统女子一样，把生儿育女视为自己最大的责任。可是，她的丈夫却连正眼都不愿看她一眼。 周树人的人生轨迹和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充满了变革的印记。1902年，他远渡重洋，到日本求学。 在日本的求学经历，让周树人接触到了大量西方的新思想。他开始思考中国的问题，也开始反思传统文化中的弊端。 1906年被迫回国成婚后，周树人很快就返回了日本。他将自己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学习中，对远在家乡的妻子始终保持着距离。 与此同时，在中国另一个角落，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正在成长。许广平出生在广东一个名门望族，但她的父亲因为是庶出，反而对女儿的教育格外开明。 许广平不需要缠足，可以像男孩子一样去上学读书。她的求知欲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让她成为了一个思想独立的新女性。 1918年，许广平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积极参与五四运动，还在报社担任编辑，经常发表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 1922年，许广平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此时的周树人已经改名为鲁迅，在这所学校担任国文系教师。 鲁迅的课堂上充满了犀利的言论，他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吸引了许多学生。许广平就是其中之一。 1925年3月，许广平给鲁迅写了一封关于中国女子教育问题的信。这封信开启了两人长达数年的通信往来。 从师生关系发展到恋人关系，鲁迅在许广平身上找到了精神上的共鸣。两人都受过新式教育，都对社会现状有着深刻的思考。 这段感情最终发展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在上海，鲁迅和许广平共同生活，还生下了儿子周海婴。 而此时的朱安，依然守在绍兴老家。 当朱安得知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后，她选择了沉默。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许多读书人都会在外面另结新欢。 朱安依然每天做着家务，照顾着婆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经常托人写信给许广平，询问周海婴的情况。 这些信中，朱安从未表现出任何敌意。她只是简单地表达对周海婴的关心，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近况。 在那个时代，一个传统女性面对这样的情况，能做的选择很少。朱安选择了最大程度的退让，她甚至试图与许广平建立某种联系。 周海婴出生后，朱安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牵挂。她多次在信中表达想见周海婴一面的愿望，但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鲁迅在文章中曾经表达过对包办婚姻的态度，他说自己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但实际上，在这场婚姻中付出最多的是朱安。 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朱安始终独守空房。她不仅要面对丈夫的冷落，还要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 这种处境对一个传统女性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但朱安始终保持着传统妇女的本分，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家庭。 1936年，鲁迅在上海去世。而朱安依然留在绍兴老家，继续过着她平静而孤独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朱安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她依然过着简单而重复的生活，直到1947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朱安去世时已经69岁，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