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3日，郑洞国与罗泽闿、李树正等人同机飞往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东北军情。当时蒋正在庐山休息，郑洞国一行在南京住了一夜，次日又飞往江西九江，再由九江乘汽车去庐山。 那时庐山上尚无公路，汽车无法通行，车子开到山脚下，郑洞国一行人又改坐轿子上山。到了蒋介石在庐山的别墅“美庐”后，郑洞国等人刚在楼下的客厅里坐定，身着长袍的蒋介石便从楼上走了下来。 郑洞国等人慌忙起立行礼。蒋示意大家同他一起坐下，然后用目光向众人脸上扫了扫，轻轻咳嗽了两声，便转向郑洞国问道：“郑副司令，罗厅长他们已经把我的意见转达了吧?卫总司令如何打算，你说说看。” 郑洞国稍思索了一下，便将卫立煌要固守沈阳的意图陈述了一遍。蒋听后皱紧眉头，不假思索地说：“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 见蒋态度坚决，郑洞国赶紧又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在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除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取胜。 郑洞国本想说国军士气特别低落，一出沈阳就有可能被解放军消灭掉，但是话到嘴边，他又改换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 但蒋介石显然连这些话也听不进去，他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唉！“ 蒋说完后，郑洞国等人沉默不语，他便站起身又说：“你们先回去吧！郑副司令，你回去告诉卫总司令，叫他不要再迟疑了，赶紧准备由北宁路打往锦州，否则以后会后悔不及的。” 郑洞国知道此刻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了，只好起身告辞，随众人怏怏下山而去。2月25日，郑洞国又匆匆飞返沈阳，立即将情况向卫立煌作了汇报。 卫立煌听了十分焦虑，当日下午即召集在沈阳的国军高级将领开会，研讨蒋介石的指示和方案。众人在会上反复讨论，都觉得此时在沈阳的军队没有把握打通锦州，况且也不能丢下在长春、永吉、四平街等地的十几万军队不管。 最后，众人一致表示赞成卫立煌的计划。于是，卫立煌决定再派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青年军第6军军长罗又伦去南京面见蒋介石，重申东北的将领们的意见。 之后，蒋介石看难以说服卫立煌，于是就稍稍让了步，允许卫立煌“在东北暂保现状”。并指示卫：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进入3月后，解放军又相继解放了了四平街和永吉，到3月中旬解放军发动的持续了三个月的冬季攻势结束时，在东北的国军仅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补给全靠飞机运输。 卫立煌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一面将向东北增调的部队及补充兵员运到葫芦岛登陆，并在锦州及沈阳就地补充兵员;另一方面督促各部加紧训练，以期长期固守沈阳。 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将沈阳的国军主力撤至锦州的主张。3月底，他电召卫立煌去南京，准备亲自说服卫，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则被派往长春。 在蒋、卫会见过程中，蒋介石以长春、沈阳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力维持补给为由，一再要卫立煌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立煌则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为由，坚决反对。二人争论许久，最后蒋再次让了步，但他还是反复叮嘱卫立煌，一旦补充整训完成，仍要率主力赶快打通沈锦路。 到了5月初，蒋介石又令卫立煌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并提出除留守沈阳的第53军及207师外，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廖耀湘指挥，随时准备行动。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在沈阳的卫立煌架空了，这项主自然遭到卫的强烈抵制，后来始终未能实行。不过从此卫立煌和廖耀湘之间也产生了矛盾。 蒋介石见卫立煌不听命令，只好又命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冀辽热边区司令部司令官范汉杰，让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驻锦州（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此时归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双重指挥），同时从山东战场抽调第9军黄淑部、第54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芦岛登陆，归范汉杰指挥。这样一来，范汉杰、廖耀湘和卫立煌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掣肘。 由于蒋介石、卫立煌在东北撤守这个重大战略问题上意见不相统一，甚至彼此拆台，弄得在东北的国军高级将领们之间也互怀成见，各有所私，既不能及时制定出明确的战略决策，也无法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到了这时候，蒋、卫在东北是撤是守这个问题上，居然还是处于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状态中，如此一来，还如何取胜？自然是迅速溃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