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侦查员化装成病人，住进天津一家医院，寻找躲在这里的潜伏特务卞玉棠，以便进一步挖出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天津的特务组。不久，侦察员发现卞树棠同一个“药商”有往来。这个人30多岁，长着一对牛眼，厚嘴唇。面貌特征同秦应麟很相似。侦察组认为，此人就是特务秦应麟，于是决定跟踪他。 “药商”异常狡猾，第二天一早，他就悄悄换了地方。22日，“药商”从天津乘慢车去丰台，在丰台买了一张去保定的车票。车到高碑店，他突然下了车。跟踪的侦察员因人多拥挤，失去目标，一下不知他的去向，立即会同河北省公安厅、保定公安处查找。 在寻找秦应麟的同时，侦察组密切监视卞树棠的动向。这天傍晚，在一家大饭店里，卞树棠与香港的一名客商频频举杯，很快谈成一笔生意。那客商名片上写的姓名是“王永祥”，他随即打开皮包，交给卞树棠一张中南银行的汇票，计港币6000元。 这天，卞树棠办好了出院手续，同房“病友”也同时出院，并热情邀卞同去他家做客，卞树棠推说家中有事，那“病友”并不强请，告别而去。卞树棠提着行李，离开医院正要去乘公共汽车时，被“病友”请进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小轿车。 卞树棠被捕后，装糊涂说：“你们凭什么抓我？” 侦察科长曹纯之平心静气，轻声细语地开导他：“现在正是你幡然悔悟立功受奖的关键时刻！只有与我们紧密配合，才是你的明智选择。” 卞树棠听不进去，这时，副部长杨奇清亲自赶来，听取了曹纯之等人的汇报后，说打蛇打七寸。卞树棠的要害是接转特务活动经费，充当特务的帮凶。要使他认罪伏法，就得突审那个从香港来的以做生意为名实则给他们送特务经费的王永祥。 公安人员火速行动，当晚将王永祥捉拿归案。随即从卞树棠住房隔壁的审讯室，传来审讯对话声，最后这个王永祥交代说：“我承认，是他们派来送活动经费的，只求长官开恩，放我回香港。我交代，我坦白交代。” 卞树棠贴着墙壁一听，送款人已交代了，精神防线顿时被冲垮。当晚，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再次审讯他的时候，他供认出到医院看他的那个“药商”就是秦应麟。问到秦应麟的去向，卞树棠说他确实不知道。只知他有一个表叔在定兴县城东韩家庄。并说秦应麟最近捎信来，要他速告同伙胡振远在兰州的地址。估计秦若不在定兴县，便可能逃亡。 经过几天的长途侦查，终于抓获了秦应麟。但在他的住处什么也没有搜到。侦察员们欣喜之余不免感到惆怅。杨奇清指示，对秦应麟审讯时要揭露他的老底，明确交代一贯的政策，指明出路。 侦察科长曹纯之对秦应麟进行了讯问。一开始便单刀直入：“秦应麟，解放前你是老牌特务；解放后你又逃到台湾，受保密局派遣潜回大陆，你知罪吗？你愿意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吗？” 秦应麟一听老底被揭穿，顿时满头冒汗，扑通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愿老实交代，彻底悔过，认罪伏法，请求宽大。” 接着，秦应麟交代了被派遣的经过及电台的下落：“有一天，毛人凤突然把我叫去说，你是老手，有经验，潘秘书（指保密局秘书潘其武）早就推荐你，说你1939年参加本局工作后成绩突出，家在北平，天津还有两个至亲开设药店可以掩护，你马上潜回北平组建天津特别组。毛人凤任命我为组长。我说我的报务员已经被捕，我不懂报务，是个困难。毛人凤说，你在北平的关系多，走时你带个报务员，隐蔽起来，不做其他任何活动就万无一失了。毛人凤又指示，在北平有五架电台，撤出北平时，把这五架电台交给张××掩护起来了，你到北平后可找张××要一台。我用来发报的潜伏台就是从张××家起用的一架美制电台。” 曹纯之追问：“那四架电台呢？” 秦应麟惶恐地回答：“那四架电台只要没有转移，就还在张××家。” 据秦应麟交代，他的母亲年轻时在张××家当过奶妈，他跟着母亲在张家长大，以后两家关系很好。他母亲回到农村后，每年还要带些土特产来张家住些日子。 为挖出藏在张家的电台，曹纯之经请示杨奇清同意，与河北省公安厅商定，做好秦应麟母亲的工作，让她照例带些土特产到张家住些日子，与侦察员相配合，秘密地监视张××的行踪。 秦应麟的母亲为了帮助儿子立功赎罪，欣然答应。在她的配合下，终于从张的地下密室内发现了隐藏的四架电台，并很快收缴回来。 这时，特务报务员见势不妙，趁机开溜。侦察科长曹纯之立即派出两个精干的侦捕小组，在北京和天津设下流动哨。那报务员是台北人，说话像鸟儿叫，因此他不敢找人问路，白天在庄稼地里藏了一天，饥肠辘辘，晚上钻出来找吃的。夜深时，他到一个夜宵摊上买吃的，就被侦察员跟踪抓获了。 据卞树棠招供，天津特别组组员刘景惠、纽益培均住在通县垛子村内。经过侦查，公安人员很快将刘景惠、纽益培逮捕归案。在纽益培家搜出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的美式十五瓦收发报机一部，密码两本，电台零配件一批。从卞树兰（“金太太”）处搜出收发报底稿11份。 就这样，台湾保密局苦心经营寄予极大希望的这次派遣，不到半年就被一网打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