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初，莫雄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马上乘飞机前往贵阳，飞机飞到汉口，在加油的时候，一群特务如狼似虎地向莫雄走来，莫雄大吃一惊以为是对付他的，最后一问，原来是这些特务借口运送重要物资而要占用莫雄坐的这架飞机。 莫雄自知斗不过特务处的特务，只好让他们飞走了。但他却不能按时飞赴贵阳了，怎么办？莫雄正愁闷间，好友晏勋甫建议莫雄去找刚刚担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借用张学良的私人座机。莫雄不认识张学良，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便持名片去找张学良。 张学良得知莫雄来访的目的后，爽快地答应借飞机，并说：“莫司令官，你的大名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听到过了，你是我们的老前辈啊！”于是，莫雄就乘张学良的飞机飞往贵阳。 到贵阳后，莫雄得知，蒋介石是调他来“围追堵截”红军的，要莫雄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当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专员的。蒋介石对莫雄说：“这里聚散着上千红军伤病员。你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些残余红军。”为此，蒋介石配给了莫雄1个师，接受这个命令后，莫雄将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及督察专署的原班人马开到贵州毕节。 已经归属莫雄指挥的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在一些宴会上，他见薛岳对莫雄“大哥”前“大哥”后地称呼，也不知道莫雄有什么来头，故此对莫雄万分顺从。莫雄出行时，陈光中派上百人的警卫连护卫，还拉出几十人组成的军乐队为莫雄大奏军乐。 莫雄了解得知，毕节地区果真有不少红军伤病员。若陈光中师专门去对付这些伤病员，那么他们的处境肯定不妙。莫雄幕僚中的地下党刘哑佛、卢志英抓住了陈光中“好色”之癖，借口与他“谋娶妾侍”，整日用酒灌他，陈光中喝了“迷魂汤”，昏昏沉沉。他每隔五天左右就请莫雄等人去赴宴，饱尝当地名酒，不愿作战，莫雄当然也不给他发指示了。半年后，毕节地区的红军伤病员安全转移。 1935年12月，陈光中师调离毕节。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向毕节开来。莫雄命令所部撤到了毕节城外10多里的山沟，让红军顺利通过，路过时，莫雄司令部及专署中不少地下党也加入。 蒋介石知道莫雄部竟然一枪未发，让红军顺利过境后，勃然大怒，命令把莫雄扣押。后来莫雄获悉扣押他的另一个原因是：莫雄曾托司令部参谋黄贶书回上海打听老朋友华克之的下落，不料黄贶书的朋友李怀诚参与了暗杀行动（这次事件汪精卫被击中三枪，蒋介石在临拍照前，忽然改变主意不参加拍照，故能幸免），李怀诚正被追捕，黄贶书回到上海找李怀诚，在李家中了埋伏，被捕后在他身上搜出了莫雄的信件，于是莫雄便加了一条“暗杀”罪嫌疑，被押往南京军法处关起来。 莫雄的监房倒有点“豪华”，设有沙发椅、书桌、弹簧床等，还备有浴室。军法处的军警对莫雄也很“客气”，并没有给莫雄上手镣脚铐。刚进来的时候，莫雄听狱官说邓演达遇难前就是住在这间监房的。莫雄身居邓演达蒙难前的囹圄之所，心里总有点不寒而栗。奇怪的是，莫雄在这里关了150天，却一次也未被提审，他估计是好友杨永泰求情的原因。 1936年6月底，莫雄被张发奎、陈诚保了出来，而的确是杨永泰叫他们保释的。这时正值南方两广倒蒋，杨永泰见是机会，便对张发奎、陈诚说：“你们常说要保莫大哥出来，但他是有罪名的，这一点委员长是最忌恨的，提出来只会令莫大哥更不好过。现在两广出事，正是保释的好时机，你们可到委员长面前说莫大哥在两广很有人缘，愿保他出来到两广策反，军前效力，立功赎罪，这样便公私两全了。”张、陈二人依计而行，果然奏效。 出了监狱，蒋介石召莫雄去谈话，见面后，质问说：“你身边为什么总有地下党？” 莫雄暗自吃惊，但还是故作坦然地说：“没有这回事。” 蒋介石严厉地望着莫雄说：“哼！没有？你司令部参谋黄什么的（指黄贶书）他都承认了，他是谁介绍给你的？” 莫雄不慌不忙，说：“哪有人介绍，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他以前曾是陈炯明粤军的一个主任参谋，是我的旧同事。” 这番话莫雄是随口编出来的，蒋介石见他对答如流，只好恨恨地说：“哼，你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积极、能干、有本事的人，但很危险，不能用的，知道吗？” 莫雄点头说：“唔，请委员长放心，以后我留意就是了。” 蒋介石训斥完了，便对莫雄说：“你现在跟陈诚参谋长到两广搞策反，戴罪立功，要多立些功！” 随后，莫雄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到汉口找陈诚研究进行两广策反之事。所谓两广反蒋，其实是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等人联合发起的一次反蒋行动。其中牵头者是陈济棠，他的粤军拥有一百几十架飞机，比当时的南京政府的还多，因此蒋介石决心用策反手段将他们的力量拉过来。 不久，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六师人马在赣南与广东交界一带宣布归顺南京，陈济棠的各军亦被蒋介石收买，一百几十架飞机全部投蒋。这样，也就不需要莫雄去“策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