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29日，电讯员叶霞娣叫文强快接紧急电话。文强拿起听筒一听，是戴笠的声音。戴笠只说了一句：“请立即来一趟，有要事。”就放了电话。文强不知戴笠的电话从何处打来，急得问毛人凤。 毛人凤却慢吞吞地说：“可能是从福履理路打来的。”接着，毛人凤说了具体地址，但又告诉文强，要小心一点，此地照例不接待宾客，得坐自备车去，车还不能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文强听了，心想人们常说狡兔三窟，戴笠看来还不止三窟了。文强到了那里，刚走进大门，就见穿着毛巾睡衣的戴笠正在门廊下等着。看样子确是有紧急事情。戴笠叫文强到内室去与他共进早餐。接着，递给文强一份电报，文强只见电报上写着：“华北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之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潜来上海，请注意。”文强不解其意，把电报交还给正在屋里踱来踱去的戴笠，也跟着在屋里踱起来，等待他的下文。 戴笠一看文强也踱起步来，便拉文强坐下。两人相对无言。过了一会儿，戴笠才说：“念观兄，你辛苦了，你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到由你出马最为妥当。”接着，戴笠详细谈起了这封电报提到的事。 南本实隆是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和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也是在北平、天津搞间谍工作的一条毒蛇。戴笠多年来就想要除掉他，但都被他滑过去了。这次他又潜来上海，决不能让他再轻易滑过。此人表面上看来很老实，矮瘦个子，干瘪老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带一点天津口音。举止从容不迫，但却是一个阴谋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不是容易对付的家伙。 说着，戴笠又问文强：“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要多准备几套，再配几个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作好出马的准备吧。” 说完，戴笠将已经准备好的一支马牌三号左轮和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特别费一齐推到文强面前花案上。 文强立即感到这是一件不好推脱的任务。但在没有说明具体任务前，他又不好拒绝，便说：“戴先生，你说的这条毒蛇，我从来没有和他打过交道。我已有一身的任务，怎能兼顾得下？这项任务可否在王兆槐等人中择一人来干？” 王兆槐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此时又兼别动队总指挥部直属特务大队长。戴笠毫不考虑地说：“兆槐被公开职务缠住了，日方早已注意他。其他人也不相宜。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了。”戴笠这样一说，文强就只好把东西都收了起来。 戴笠叫文强回去等候命令，临走时还叮嘱他，这次谈话不可告诉第二人，此间会面地址也不可告人。以后没有他亲自打的电话请不要到此地来。文强接受了任务后，想到战场上，明来明去，反间谍战，却是以暗对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切贵在主动。接连几天，他都在考虑这个“主动”问题，像有千斤重担挑到了肩上，寝食难安。 四天后的早晨，戴笠的紧急电话来了。文强如约去后，戴笠告诉文强，日本特务机关急于获取军事情报，已经找到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的杨仲华。杨仲华这时是别动队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向戴笠汇报后，戴笠决定将计就计，将文强化名李文范，以军委会少将高参的身份，让杨仲华向日本特务介绍，说是要向他们“出卖情报”，引蛇出洞。为了周密起见，戴笠已致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将的虚名，以防有内奸去查名册。现在，日方已通过杨仲华约定：当晚8时在英租界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 戴笠交代说：“你千万不可露出马脚。这次去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其他人，自备汽车换换牌照。见面后问到年龄可以说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出头当不了少将，我们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才好。见面后可注意侦察，那里是日侨还是商人住户，我自会派人弄清来龙去脉，记下每个出入的男女，拍下照片。你只要考虑好初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就是了，要使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你……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日租界，也不到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经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仲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 戴笠叹息了半句，没有再说下去。不知他此时是不是已经对杨仲华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杨仲华在1941年6月率江苏省保安八旅投日伪当了汉奸，被汪精卫委任为伪军委会委员、伪苏皖绥靖总司令兼第二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当晚赴约前，文强换了西服，检查了汽车更换过的牌照，叫司机多兜几个圈子再到约定地点。到了那里，文强按事先交代按了门铃，一个年轻女仆来开了门，问：“是李先生吗？”文强回答说是，女仆便将文强引上二楼。 二楼正中一张条桌旁坐着四个不同年龄的人。都穿着西服。一见文强入内，四人一齐如军人般起立。其中一个满脸皱纹、瘦小干瘪的老头伸出手来，彬彬有礼地与文强握手，还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文强，名片上赫然印着“南本实隆”四个字。 文强接过名片，表示抱歉说：“失礼了，没有带名片。”南本实隆仍然十分客气，说：“杨阁下已经介绍大名是李文范少将，那就是李将军了。”就这样，文强以“李文范”的身份和日本间谍取得联系，并暂时获得了对方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