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汪伪特工总部为了破获军统在上海的策反委员会，以重金悬赏负责人文强，从50万元增加到150万元，限在1941年10月前解决掉文强，或暗杀，或绑架均可。 由于军统被抓后倒向日伪的人员非常多，所以凡认识文强的特工，都被派出密布于各国租界交通要道，监视来往车辆，跟踪可疑行人。 到了1941年秋，从许多渠道传来的情报，已经使文强担心日本会将战争扩大到太平洋。租界将再难保其“孤岛”地位。 文强将有关情报及他的分析报告重庆方面，却遭到批评，认为他轻信流言蜚语。经过多次电报往返，重庆方面才有所注意，但仍未敢全信。文强身边的参谋长沈忠毅也说：“难道小日本想吞大象吗？历史上哪有这样的事！” 文强笑他是书生之见。更大的灾难在骤然间降临。1941年11月初的一天下午，再过几天就要立冬了，天气已经转寒。文强在西装外套了一件夹大衣，拿上礼帽，正准备去巨籁达路曹汝梁工程师家。 曹汝梁是文强的黄埔军校同期同科同学曹勤余的弟弟。曹汝梁是个建筑工程师，他不知道文强的身份，只因是哥哥的同学好友而给予热情接待。文强除了将他家当作一处转信地点外，还与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定期在这里接头，交换情况，协调行动。 文强这天刚要出门，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鞋跟声，跑进来一个年轻女子，神情紧张，气喘吁吁，一冲进屋就瘫倒在客厅的沙发上，面色苍白，晕厥过去。文强一看，是军统局上海会计室的会计员蒋志云，从军统局临澧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文强忙叫人倒来开水，将她救醒过来。 蒋志云惶恐万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苏固叛变，一网打尽，会计室也完了。我逃出来，外舅下落不明。” 文强大惊！苏固即陈恭澍的化名，外舅指会计室主要负责人昝肇武，是戴笠的亲信。文强马上想到，陈恭澍的叛变，必将给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造成极大的破坏。幸好蒋志云来得及时，否则他也将落入汪伪特工的网罗之中。 想到此，文强忽然又警觉到：蒋志云的仓皇前来，不知是否身后跟了尾巴？她是否真的是逃脱而不是被有意放出？情况紧急，顾不得多想，文强急令副官李锡年将蒋志云立即送到浦东乡间秘密据点隐蔽起来（以后又为她购好船票安全送离上海返回重庆）。 随后，文强又派出两个警卫人员，在跑马厅寓所周围巡视警戒。其他人马上连同所有文件一齐转移。因为平时文强已经布置好了应变措施，几分钟后，这里便只剩下了一处空房。 事后文强回想起来，才感到十分后怕。那天蒋志云跑来报信，是因为刚好她曾来此地送过一次钱款，这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地方，而文强平时“狡兔三窟”居无定所，恰好那天就住在此处。否则，蒋志云不可能找到他，后果可想而知。为此，他和蒋志云就有了一种互救互助的特殊关系，以后彼此都以“恩人”相称。后来，（80年代中期）文强赴美探亲时，与侨居美国的蒋志云等老友再度相见，谈及那次惊险遭遇，真有隔世之感。 文强后来才得知详情，原来，10月29日夜至次日晨，军统局上海区地下机关被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上海区长陈恭澍等主要骨干悉数被捕。陈恭澍被捕后很快就投日。陈恭澍投降日伪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得意已极，利用陈恭澍的军统局上海区电台，给戴笠发去了一封讽刺性的电报，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并表示欢迎戴笠“反正”投汪。 戴笠看了电报后，被气得在重庆郊外杨家山住处一言不发闷了几天，最后总结教训，决心对军统局人事制度和外勤单位的一些体制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 陈恭澍被捕后，为保全性命，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其他军统局秘密机关和人员。后来陈恭澍在汪伪特工总部担任了科长、处长。 尽管文强负责的策反委员会与陈恭澍的军统局上海区是相互独立的单位，但文强与陈恭澍定期每十天在法租界巨籁达路曹汝梁家碰头。此外，陈恭澍遇到手下的行动人员与杜月笙留在上海的手下帮会人员发生矛盾时，也要找文强从中调解。同时，军统局供应上海区的武器，一般是经宁波、温州运到浦东后，通过文强手下的秘密交通站运入租界再转交给上海区。 陈恭澍叛变后，军统在上海的人员所剩无几，文强的策反委员会便成了汪伪特工总部的最大心病。陈恭澍为捉拿文强邀功请赏，想尽办法，还亲自带着汪伪特务到曹汝梁工程师家，将其全家老小捕去，严刑逼供，追问文强下落，但因曹汝梁根本不知文强身份，故毫无结果。曹汝梁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得自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被陈恭澍出卖的文强，后来却奉命保释陈恭澍。抗战胜利后，陈恭澍企图以过去与戴笠的私交而求得宽恕，却被戴笠逮捕下狱，等待蒋介石发落，但蒋介石一直不表态。 直到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局由郑介民代理局长，他与陈恭澍私交甚好，便决定将陈恭澍保释，并起草了向蒋介石求情的信，授意当时任军统局外勤最大单位东北办事处处长的文强“以德报怨”，领衔署名，发动黄埔学生50余人联名上书，请求保释陈恭澍，准其戴罪图功。蒋介石顺水推舟批示：“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陈恭澍躲过惩处并继续被重用，在军统内部引起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