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左右，华清池忽然枪声四起，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赞育立刻穿好衣服，走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料门刚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受伤的卫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萧赞育询问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伤兵也是支支吾吾并不清楚。 萧赞育是1934年给蒋介石当秘书的，这年的3月，萧赞育收到黄埔一期的校友邓文仪的来信，要他在南昌行营政训处副处长和侍从室侍从秘书这两个职务中挑选一个，说这是蒋介石的意思。萧赞育考虑后决定给蒋介石当侍从秘书，4月初，他前往南昌报到。 不久后，侍从室改组为两个处，晏道刚任第一处主任，陈布雷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管总务、参谋、警卫，第二处管文书、速记与研究，萧赞育专任侍从秘书，编制属第二处，而直接承办蒋介石指示交办事项及随时提出报告，实际上是独立性质。 萧赞育手下有一书记、一勤杂员，平时承办业务。此外，蒋介石若有远行，萧赞育都随侍左右，每到一地，如果有黄埔系军官或地方人员呈递报告，或要求请见，即由萧赞育向蒋介石呈报转达，有些地方，蒋介石尚未到达以前，派萧赞育等人先行前往联络。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岁生日。11月13日，蒋介石登嵩山，萧赞育等人陪同。游嵩山后，萧赞育便于12月4日随蒋介石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 由于外面正在交火，并不能出去，萧赞育便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外面都是东北军的官兵。但是后面骊山上，萧赞育很清楚地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萧赞育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东北军士兵问明萧赞育的身份时，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 接着，萧赞育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 门房中，一个东北军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萧赞育这时还在心中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 约八点钟左右，忽然听到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东北军官兵发出集合号音，十几分钟后，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 蒋介石走后，萧赞育等侍从人员也坐上大卡车，被送往西安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卫士队，草席地铺，每人一条军毯，裹着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时，士兵送来一桶饭，一桶菜，倒也没有为难萧赞育这些文职人员。 天黑后，萧赞育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个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萧赞育睡床上。 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到每一个房间，对众人的受惊表示慰问，这时萧赞育要求和张学良谈话，张学良同意并亲手将房门关上，两人便站着谈。 张学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抗日，此次兵谏，系由于蒋介石不接受意见，出于不得已，并告诉萧赞育，蒋介石脾气还是很大，不肯吃东西。 萧赞育便要求在他们四位秘书中，挑一人去见蒋介石，听候招呼。张学良说：“不需要，委员长在那边有人照料得很好。” 萧赞育又问张学良下一步的打算，张学良慨然说：“委员长如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 接着，张学良又谈及蒋介石对他的不信任，并指责派特务监视他，说到这里，张学良以讥讽的口气说：“实则特务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 萧赞育则劝说：“这是误会，我说，委员长实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谁是不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变发生，我们在没有读到兵谏通电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副司令自己主持发动起来的，足见派在剿总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以副司令为目标的。” 张学良接着又说：“我们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员会讨论，但我自当负其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当静候公评。” 最后，张学良对萧赞育说：“当今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次总算是向他开了一个大玩笑。昨天第一次见委员长，他让我不必多言。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现在是我们自由说话的时候了。过去他不许我多说，便不敢多说，现在他不要我说，我还是要找他说，今天早晨我又向他说了两个钟头。 张学良临走时，叮嘱负责看管的东北军军官，要善待萧赞育、毛庆祥等被扣押的文职人员。张学良的叮嘱很有效果，当天下午，给萧赞育等人房间送来的饭菜质量明显好了许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萧赞育等人被释放回到南京。关于西安事变，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很多，国民党方面的人也写了不少，这些人无论对张学良看法如何，但是都不得不承认，在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并未为难他们，态度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