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马步芳在逃跑前曾多次要马全钦一起走，但马全钦始终在青海的官亭镇不动。最后，马步芳打电话过来说：“给你留下了一架飞机和200两黄金，一切事情全安排给马振武了，到了西宁你找就他好了，和他一起飞往台湾。”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活跃着几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势力，因其首领均为甘肃河州回族马姓，被称为“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马家军根据势力分布，又分为“宁马”“青马”和“甘马”，其影响力甚至一度扩展至新疆。 这些势力起初为家族武装，选人用人主要依据“甘、河、回、马”四项标准，即甘肃籍、河州出身、回族身份、马姓血统。其核心权力通过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方式传承，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步成为西北地区不可忽视的军阀集团。 马家军在与西路军的作战中，以残酷著称，马步芳毫不掩饰地说道：“我们家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青海各族人民的鲜血不仅染红了马家的红顶子，也成为其维持奢华生活的根基。在青海地区，马家军对红军和百姓犯下了诸多暴行，其手段令人发指。 1943年，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邀请马步芳赴重庆“共商国事”，此事让马步芳颇为忧虑。他与部属密商后得出结论：“不去不利，去也不利；与其不去不利，不如去了还可化不利为有利。”带着大量黄金和财物前往重庆后，马步芳通过贿赂结交国民党权贵及其眷属，从原先受责难的局面转为逐渐赢得好感。 国民党高层原本对其有所批评，但在马步芳的金钱攻势下，态度逐渐转变，甚至表示“请马主席参考”。他私下对随员阵显荣说：“明碰不如暗斗。哪个人能经得起从窝里挖！” 1949年8月的青海，正值盛夏时节。官亭镇上空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解放军即将进军青海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在这个风云变幻的节骨眼上，马步芳多次派人前来游说马全钦，希望他能随自己一同撤往台湾。然而马全钦始终安坐官亭，对这些邀请都不置可否。 着急的马步芳最终亲自打来电话，向这位多年的老友许诺了一架飞机和两百两黄金，并表示一切安排都已交代给马振武处理，只等马全钦到西宁与马振武会合，便可一同飞往台湾。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马全钦却以家眷众多为由婉拒了马步芳的好意。这番推托之词立即揭开了两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情谊面纱，暴露出各自的真实立场。 马步芳恼羞成怒，斥责马全钦是个叛徒、奸细。这位曾经对马全钦言听计从的青海军阀，此时终于看清了这段维系多年的君子之交即将分崩离析。然而在这愤怒的背后，或许更多的是对这位＂全钦大哥＂的失望与不解。 要理解这段复杂的关系，还需追溯到他们的家族渊源。马全钦原名马廷斌，是清末著名回民领袖马占鳌的嫡孙。而马步芳则是马占鳌部下马海晏的后人。两人虽为同辈，但马全钦年长马步芳两岁，在当时的宗族伦理中颇具分量。 更重要的是，马全钦曾经慷慨地赠送给马步芳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这片森林不仅面积巨大，更是战略要地，对于马步芳日后在青海的军事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这份厚礼，让马步芳对马全钦愈发敬重，不仅称呼其为＂全钦大哥＂，更是处处给予关照。 马步芳的荒淫无度在国民党高层中极为罕见，他曾公开宣称：“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无论是部属的妻女，还是家族中的胞妹、侄女，甚至兄嫂、弟媳，都难逃其魔爪。据传，为了霸占一对美貌的亲姐妹，他竟将其全家三人残忍杀害。 他还常在西宁和兰州街头物色女子，强行掳入密闭汽车带回公馆。在一次出席南京军政会议期间，他专程跑到上海嫖妓，甚至连国民党内的军政大员都对其行径不堪忍受，多次在蒋介石面前提出指责。 1957年，因埃及与台湾当局断交，马步芳不得不迁回沙特阿拉伯生活。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当局试图利用国际和国内的复杂局势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抓住这一机会，吹嘘他在西北地区的游击队仍在坚持斗争。 1936年至1947年，马步芳在扩军备战的过程中，将兵力从3万人扩充至15万以上，青海几乎沦为大兵营。他的军事专制和横征暴敛使青海百姓苦不堪言，再加上年年荒旱，民不聊生。青海人民对解放军的到来寄予厚望。解放青海后，七十五岁的胡锦云老先生赋诗赞颂：“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青天。” 解放军进驻青海时，严格遵守军纪，宁可饮用飘满牛马粪便的水坑水，也不取回民井水，这让不少旧军队出身的人深受感动，转而支持解放军。例如，曾任青马师长的马扑主动号召群众欢迎和支援解放军，并协助劝降马步芳残部。 宗教界人士也受到感召，马明基阿訇主动为解放军提供住处，还积极劝说群众放下武器，化解了冲突。他的行动被叛匪污蔑为“共产阿訇”，但他无惧威胁，坚持支持人民政府。解放过程中，各族人民齐心协力。 藏族群众如纠木纳曾冒险救护迷路的解放军战士，将其安全送回部队。他们称之为“救得英雄送英雄”。这种无私的奉献，展现了人民对解放军的信任和支持，也最终促成了青海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