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张作霖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郭松龄反奉。吴俊升说：“郭松龄非杀不可，跟着他的那些将领，也都该杀。” 参会的人员，对郭松龄及郭部主要军官，大都是一片喊杀之声，只有少数人持反对意见。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吉林督办张作相默不作声，在散会后，他故意停留。 张作霖看出张作相有话要说，在其他人离开后，笑着问：“你是不是要说什么？” 张作相说：“郭鬼子这家伙不仗义，如何处理他听大帅的，但他带的部队，都是汉卿（张学良的字）的老部队，也是大帅的子弟兵，对他们的处理，应该慎重从事，从宽比从严要好。” 张作霖听后说：“我在会上之所以没有表态，也正是这个想法。” 接着，张作霖和张作相商议后，派人通知下去，不许为难郭松龄所部官兵在东北各地的家属，郭军的中高级军官，凡有家属在奉天的，都送去米面，以示安抚。 张作霖在郭军占领山海关后，一路势如破竹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举动，极大的瓦解了郭军的士气。郭军官兵内流传着“吃张家，穿张家，如今却来打张家”。 12月24日，郭军在巨流河大战中被奉军击败，郭松龄带着妻子韩淑秀，在卫队的保护下逃离战场。郭松龄离开后，他的参谋长邹作华下令残部停止战斗，接受奉军改编，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奉之战结束。 郭部的军长、旅长，纷纷去见张学良，以示“请罪”。 张学良质问刘伟（郭军第二军军长）：“你这个家伙，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 奉军大将韩麟春也说：“你干的这不是人事啊。” 刘伟说：“长官不是人，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 张学良听后，并未生气，不久后让刘伟去了韩麟春部当旅长。 对于郭部军官，张学良一个都没处理，但由于前头还有张作霖，除了刘伟等个别人外，大部分军官都暂时没有安置，处于闲散状态。 郭松龄夫妇后来逃到老达房附近的一户民家的菜窖里躲避，但很快被搜寻的奉军骑兵抓获。 骑兵师长穆春给张作霖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理郭松龄，张作霖说：“我不要活的。” 挂了电话十几分钟后，张作霖又打来电话问穆春：“你把人给杀了没有？” 穆春说：“还没有。” 张作霖说：“那就不杀了，我明天派高金山到你那里提人。这次抓获郭鬼子，给你们骑兵师发二十万的奖赏，完了派人到奉天来取。” 第二天，大帅府的上校副官高金山，带着一队士兵及一部电台，分乘六辆汽车前往老达房。在从穆春手里带走郭松龄夫妇后，高金山给张学良拍了个电报，说了情况。 张学良接到电报后，连忙让参谋给高金山回个电，让把郭松龄夫妇押解到兴隆店（张学良指挥部所在）。 参谋说：“大帅不是让押去奉天吗，到兴隆店是绕路的。” 张学良说：“人到兴隆店，命就保住了。” 见参谋有些犹豫，张学良催促说：“你不要怕，就这样发，出了事我担着。” 参谋把电报写好，正待发，高金山又发来电报，说半路上接到张作霖的命令，让就地把郭松龄夫妇枪决。 慢了一步的张学良，气得边跺脚边说：“完了，完了。” 郭松龄被杀的几天后，张作霖在奉天召开善后会议，奉军主要将领基本上全部参加。吴俊升和上次会议一样，依旧是最强硬的那一个，主张严惩郭军军官，尤其是旅长以上的高级军官，全部处决，以绝后患。 吴俊升的主张，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只有张学良、张作相、韩麟春三人力主从宽。 张学良求情时，张作霖怒气冲冲的说：“我这点家当都让你给折腾光了。” 张作相劝说：“大帅，郭松龄已死，剩下的部队好几万，要把军官处理了，士兵也就都散了。我看，善后的事情，就交给汉卿吧。” 张作霖听后，陷入了沉思，最终同意从宽，除了已被杀的郭松龄外，其余人一个不杀，全部赦免。 郭松龄反奉事件之后，张学良继续掌握兵权，但张作霖对他，不再似之前那样完全信任，存了警惕之心。 1927年12月的一个深夜，驻军保定的张学良，突然接到张作霖发来的急电，让派人把金鳌押到北京受审。 原来，有人向张作霖告密，说张学良部的上校参谋金鳌，和冯玉祥派来的代表私底下有联络。张学良叫来秘书处长刘鸣九说：“金鳌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不会干出这种事，你带着他去北京，当面向老帅求情。” 刘鸣九到北京后，让金鳌去军法处等候审问，他去求见了张作霖。 张作霖见到刘鸣九，询问了张学良近期的情况后，又问：“金鳌带来了？” 刘鸣九说：“他自己去军法处了。” 张作霖问：“有人说他和冯玉祥的人有联系，可有此事？ 刘鸣九说：“来之前，张军团长说金鳌老实可靠，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我在来北京的途中也问了金鳌，他说绝无此事。” 张作霖说：“我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 第二天，张作霖亲自去军法处审问了金鳌，认为确实没有多大问题，便将他释放，让跟着刘鸣九回去，继续当上校参谋。 在郭松龄起兵反奉之前，对类似的事情，张作霖根本不会过问，都是以张学良的意见为准，从这次一反常态的亲自提审金鳌，可以看出张作霖态度的大转变。 郭松龄反奉，让张作霖元气大伤，是奉系由盛转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