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蒋介石让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派人抓捕范绍增，宣铁吾将消息散布出去，等范绍增逃离上海后，这才大张旗鼓的到处寻人。 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浙江人，当过老蒋的侍卫长。抗战胜利后，率部到上海受降的汤恩伯，觊觎淞沪警备司令一职，戴笠想让军统的人当警察局长，青帮头子杜月笙想谋个上海市长或副市长的职务。 不料，三人愿望全部落空。老蒋委任“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由侍从室一处主任调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缉私署长宣铁吾调任上海警察局长。 钱大钧有“钩大钱”之名，到上海后也不收敛，老蒋不得不将他撤职，市长、淞沪警备司令分别由吴国桢、宣铁吾接任。 宣铁吾掌握上海的军、警力量后，对杜月笙等帮会分子开刀，将杜门的管家万墨林抓到警备司令部软禁。 杜月笙多次登门拜访宣铁吾，都吃了闭门羹，便去求助范绍增。范绍增是四川的袍哥大佬、小军阀，抗战中曾任88军军长，后因被明升暗降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失去兵权，一气之下，返回重庆老家闲住。 抗战胜利后，范绍增受交好的杜月笙邀请，来到上海，利用帮会及川军旧部关系，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长。 杜月笙、黄金荣等青红帮头子，因租界不在，不能像之前那样横行无忌。范绍增利用影响力，时常协调杜月笙和上海的军政大员的关系，出力不少。 杜月笙的靠山是戴笠，可随着戴笠坠机身亡后，面对宣铁吾的步步紧逼，他难有招架之力，便求范绍增出面。 说起来，范绍增和宣铁吾交情不错。抗战爆发后，范绍增得了一个88军军长的头衔，但兵员装备都要自己解决，范绍增自掏腰包，花了大半年时间，在家乡拉起了一支万余人的队伍。 范绍增率部出川抗日后，被划入了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宣铁吾当时在该战区任91军军长。范绍增的部队，装备差，人数少，但作战意志很强。 91军和88军协同作战多次后，宣铁吾对范绍增很有好感，曾对人说：“你们都说这个范哈儿滑头，但打起仗来一点不含糊，是顾大局的。” 范绍增将从宣铁吾这里探到的“内情”，告知杜月笙。杜月笙心领神会，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个处长的关系，将万墨林以“保外就医”的名义，给弄了出来。宣铁吾得知后，将放人的处长叫来说了几句后，也就没了下文。 1948年3月，李宗仁宣布参与竞选“副总统”，范绍增在四川颇有影响力，能控制不少四川代表的选票。在竞选期间，老蒋将范绍增召到南京，让他把掌握的票全部投给孙科。 范绍增一点面子都没给老蒋，大咧咧的说：“我都答应李德公了，说出去的话要作数。” 老蒋强压怒火，说：“既然答应了，你的这一票投给就行了，其他的票一律投孙科。” 范绍增嘴里咕噜一番，就是不答应，老蒋气得挥手让他离开。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时，老蒋气得把收音机都踢翻了。老蒋不便对付李宗仁，便拿那些支持李宗仁的人开刀，比如国民党元老程潜，担任主任的武汉行营被撤销，被降职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改任新设立的华中“剿总”总司令；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因支持李宗仁，被老蒋指派毛人凤关押审查，在审查期间发现其他隐秘之事后被秘密处决。 范绍增自然也逃不了，在蒋经国带着一众人马去上海“打虎”时。老蒋密电宣铁吾，将范绍增抓捕后送去南京。 宣铁吾不愿为难范绍增，故意派人将消息散布出去。范绍增见上海不能再留，带着几个亲信开溜。在范绍增走了数日后，宣铁吾这才装模做样的派人搜捕，自然是一无所获。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积极参与其中的宣铁吾被调任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心灰意冷的宣铁吾，不愿再替蒋氏父子卖命，拒不到任。 老蒋后来为了拉拢宣铁吾，又给了他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的头衔。宣铁吾不为所动，在上海解放前夕，带着家人去了香港。 范绍增在返回重庆之前，暗中找了李济深问计。 李济深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看撑不过两年。你回去后，要掌握一支部队，在解放军入川时，起义响应。” 老蒋对范绍增很是提防，不愿让他重新掌握兵权。直到1949年8月，在顾祝同的斡旋下，老蒋这才同意给范绍增一个挺进军总司令的头衔。 范绍增很快就拉起了八个纵队二万余人的队伍，并于12月，在渠县成功发起起义。起义后，范绍增谢绝了担任解放军副军长的任命，表示给一个高参的身份就可以了。 起义前，范绍增喜欢让人喊他“大哥”，以示江湖义气。起义后，范绍增再三提醒旧部：“现在是新社会，不兴过去那一套喽。” 转入地方后，范绍增担任过河南省体委副主任，他在工作中频频到现场指导体工队运动员训练，带球队到省外学习参加比赛，受到群众好评。 1977年3月5日，范绍增在郑州病逝，结束了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