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蒋经国的私人医生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1987年8月的一天，台北气温高达34度，蒋经国的私人医生程寿山按照惯例为其进行例行检查。当血压计的水银柱停在异常低的位置时，程寿山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这个数字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即便对一位糖尿病患者而言也显得极其危险。程寿山立即联系了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召集人，建议将蒋经国紧急送往荣民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荣民总医院的检查结果证实了程寿山的担忧，蒋经国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在警戒线以下。医生们发现，这一切都与他长期患有的糖尿病密切相关。 回溯到1958年，蒋经国被确诊为先天性糖尿病时，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慢性病会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威胁。当时的他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对这个诊断结果并未太过在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经国都靠药物控制着病情。但到了1980年代，情况开始急转直下，他不得不每天注射两次胰岛素来维持基本的血糖水平。 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并发症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显现。首先是视网膜出现病变，导致他的视力急剧下降。 接着是神经系统受到损害，特别是下肢的感觉开始逐渐迟钝。医疗团队为此感到异常担忧，因为这预示着病情正在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到1986年，蒋经国的行动已经需要依靠轮椅辅助。而这一年之后，他的各项身体指标都开始呈现不规则的波动。 1987年初，医疗团队就已经注意到他的血压开始出现异常。但由于蒋经国仍在处理繁重的政务，他们难以采取更加积极的治疗措施。 这次血压降到如此危险的程度，不仅让医疗团队震惊，也引起了他的家人高度重视。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开始更多地参与到父亲的医疗决策中。 在荣民总医院，医生们对蒋经国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检查报告显示，除了血压异常，他的血糖控制也很不理想，多个重要器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后，蒋经国的饮食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本严格遵守的养生菜谱被逐渐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他更偏爱的高糖高脂饮食。 在七海官邸的厨房里，厨师们开始频繁接到准备甜点和肉类的指令。这些食物大多都是糖尿病患者的禁忌，但没有人敢于直接劝阻。 医疗团队通过血糖监测发现，这种饮食习惯导致蒋经国的血糖水平经常出现剧烈波动。每次监测结果出来，都让医生们倍感担忧。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期，蒋经国的饮食习惯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随意。他开始在外出视察工作时，不时光顾街边小店，品尝各种本地美食。 医疗团队发现，在这种饮食方式下，单纯依靠药物已经无法有效控制病情。他们不得不将每日胰岛素注射的次数从一次增加到两次。 除了饮食失控，过度操劳也是加剧蒋经国病情的重要因素。即便在身体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他仍然保持着繁忙的工作节奏。 每天的行程安排依然密集，从早晨的政府部门会议到下午的党务活动，再到晚上的各类重要场合。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给他本就脆弱的身体带来了巨大负担。 医生们多次建议他减少工作量，但这些建议往往得不到回应。在蒋经国看来，许多工作必须亲力亲为，不能假手于人。 即使到了需要坐轮椅的地步，他仍然坚持参加各种公开活动。有时为了参加一个并不重要的会议，也要长途跋涉几百公里。 这种工作强度对一个健康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更是如此。医疗团队眼看着他的身体状况在这种高负荷下逐渐走向衰竭。 到了1987年中期，蒋经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疲惫症状。参加公开活动时经常需要中途休息，有时甚至无法完成预定的行程。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放慢脚步的打算。每当医生建议他休息时，总是被一句＂这些工作不能等＂搪塞过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除了血压异常，视力减退、手脚麻木等并发症也变得更加严重。 1987年10月的湖口军演成为蒋经国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长途跋涉的活动中，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甚至无法坐稳指挥席的座位。 医疗团队眼见情况危急，立即建议中断视察活动，提前返回台北。这次事件之后，医疗小组加强了对蒋经国的健康监测，血糖检测频率也随之提高。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血糖变化，医生们不得不频繁地采集血样。最初是从耳垂采血，但由于采血次数过多，后来不得不改在手臂和腹部等其他部位进行。 同时，医疗团队也对胰岛素的使用剂量进行了调整。他们希望通过更精准的用药方案来控制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到了1987年年底，蒋经国的多个器官功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视网膜病变导致他几乎无法阅读文件，腿部神经病变使他完全依赖轮椅出行。 进入1988年后，蒋经国的身体状况进一步下滑。即便是最基本的日常活动也变得异常困难。 最终，在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糖尿病并发症而离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