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重庆一场特殊而隆重的婚礼上，主婚人邵力子语出惊人：“今天我要把我的儿媳作为女儿一样出嫁，冲破封建思想的桎梏，树立新的榜样，祝愿他们美满幸福，白头到老！”现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重庆各报均以不同篇幅登载了这一新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 邵力子为寡居的儿媳张罗婚姻、主持婚礼，并邀于右任证婚，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20世纪30年代初，邵力子二子邵志刚留苏归来，在上海期间与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结为夫妻，也就是他成了瞿秋白的连襟。 当时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中，邵志刚征求父亲邵力子的意见后，决定去瑞士深造几年。妻子杨之英此时已有了身孕，只能暂时留在上海，等孩子出生后再考虑团圆。 儿子走后，邵力子对儿媳杨之英格外关心，就像对待新生女儿一样。不久，杨之英生下一子，邵力子高兴地给孙子起名“美成”。 初赴瑞士的邵志刚常会寄信回国，但后来一年多时间没有音讯，杨之英思念之情甚深，就给可能联系上丈夫的人不断写信打听情况。最后邵志刚一位在法国的哥哥来信告知：1931年12月19日，邵志刚从法国巴黎出发去意大利的途中，在旅馆被白俄歹徒杀害，年仅24岁，死因尚未查明。 杨之英闻言犹如晴天霹雳，痛不欲生。 渐渐地，邵力子也知晓了情况。他除了难掩内心的悲痛欲绝外，还要宽慰寡居的儿媳和年幼的孙子，痛惜之情可想而知。 一天，邵力子对儿媳说：“你还年轻，可以改嫁。如自愿在这里，生活上绝对有保障。”邵力子开放包容的心态令人感动。 杨之英选择带着儿子和公婆一起生活。 24岁那年，杨之英见儿子美成已经5岁，于是决定为了前途着想去日本学医。 邵力子非常开明，听后非但没有反对，反而给儿媳建议去日本读护士学校。 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处境堪忧，杨之英带着儿子回到上海，后又去了重庆大后方，投奔公公一家。 在机场，接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邵力子的副官，一位是重庆国联同志会的编辑吴元坎，杨之英在东亚日语补习班时的同学。 邵力子此时即将赴苏联任职，为了安全起见，他安排儿媳孙子住在于右任家。 一天下午，邵力子忽然问起儿媳接机的同学吴元坎的情况。杨之英淡定地告诉父亲，这人是他在日本补习班时的同学，是复旦大学毕业生，他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 邵力子点了点头。第二天晚上，他把吴元坎请到家里谈话，询问他是否结婚，并介绍了儿媳的具体情况。吴元坎一头雾水。 忽然，邵力子问道：“你是否愿意与之英结婚？”吴元坎大吃一惊，连忙解释二人只是同学关系，至于邵老提出的问题要回去考虑。 第三天，邵力子又派人把吴元坎请来，十分真诚地对他说：“之英出嫁，我是以义父之名，如果你们成婚，你即是我女婿。”言毕，邵力子又谈了一些具体的问题。 吴元坎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邵力子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建议。邵力子听闻后深感欣慰，紧锣密鼓地张罗起儿媳的婚事来。 于是，便出现了文首那段姻缘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邵力子住在北京，杨之英住在上海，只要邵力子来上海开会，他总会打电话邀其一家来坐坐，唠唠家常。 杨之英也如儿媳孝敬公公一样，有机会就带儿子去探望他老人家，一如以前一样。 再婚后的杨之英，与吴元坎抚育了五女三子，两人在一起幸福生活了5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