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杨振宁曾顶着骂名，坚决反对斥资360亿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然而，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不肯放弃，5年后重启申请，称不提就是未尽规划责任，近日还找来欧洲科学家，持续推动项目。 2012年，中国物理学界提出了一项极具雄心的科学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 这一设想的提出迅速引发了科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也为中国在粒子物理研究领域的未来定位提出了新问题。 这座对撞机计划耗资360亿元人民币，目标是进一步研究希格斯玻色子，并可能探索标准模型之外的新物理现象。 作为这项计划的推动者与反对者，王贻芳和杨振宁两位科学家的激烈分歧让这一项目从一开始便充满争议。 杨振宁的反对态度令人意外，他是中国科学界的传奇人物，1957年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 在这项被认为可能开创中国科学新纪元的工程面前，杨振宁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谨慎态度。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继续建造对撞机可能不会带来革命性的科学突破。 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虽然是近年来粒子物理的一大亮点，但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运行十余年后，未能揭示任何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现象，这无疑给类似项目蒙上了一层阴影。 杨振宁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更加注重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 他指出，与其投入巨资建造可能无果的对撞机，不如将资金用于教育、医疗、基础科学研究等更实际的领域。 特别是青年科学家的培养，这不仅是当前中国科学的短板，也是提升整体科研实力的关键。 在杨振宁看来，科学的发展需要有清晰的优先级，盲目追逐大科学装置可能是舍本逐末。 与杨振宁的审慎态度相比，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作为中微子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王贻芳曾主持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并发现了中微子振荡新模式，这一研究成果入选《科学》杂志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他对粒子物理的前景抱有极大的热情，也深信中国需要像CEPC这样的项目来推动基础科学的飞跃发展。 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具备了承担大型科学工程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若此时不抓住机会，中国可能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难以在国际粒子物理研究中占据领先地位。 王贻芳还强调，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的发展需要国际合作，建设对撞机不仅是推动科学前沿的需求，也可以为中国吸引世界一流科学家，打造国际科研中心。 他认为，大型科学装置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当下的研究成果上，还在于其长期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才培养效应，这一观点并未赢得一致的认同。 2016年，这场争论达到高潮，在一次科学家内部会议上，国内11位顶尖科学家就是否支持项目建设进行了投票。 结果显示，5人支持，5人反对，而杨振宁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最终使这一提案被否决。 杨振宁当时的发言再次强调，中国在粒子物理领域并不具备全面的基础，建设对撞机可能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这个结果让项目搁浅，也让王贻芳感到遗憾。 但科学的发展并未因一时的争议而停滞，五年后，王贻芳再次推动CEPC的申请，他邀请多名欧洲科学家参与项目规划，并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化解争议。 他坚信，不提及这一计划将是中国科学界的遗憾，也是未尽科研规划责任的表现。 这一次，他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可行性报告，试图用数据和案例证明项目的必要性。 杨振宁的反对不仅仅是科学层面的判断，也与他的成长经历和科学哲学密切相关，杨振宁出生于1922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近代动荡中。 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他深受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其父杨武之更是在家庭教育中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这种理念贯穿了杨振宁的科研与人生。 他一贯主张科学研究应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同时注重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他在晚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将自己的余生投入到年轻学者的培养与基础科学研究的推动中。 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与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友谊也深刻反映了他对国家科学发展的关切。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时，在提出的会见名单中将邓稼先列为首位。 这一举动促使多名被“学习班”限制的科学家得以回归科研工作，其中包括中国“两弹一星”的重要贡献者邓稼先。 杨振宁认为，科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他也始终关注中国科学界在特殊年代的生存与发展。 粒子对撞机争议的背后，是一场关于科学优先级的深层次思考，是选择追求短期内更具确定性的研究方向，还是冒险进入不确定的科学领域？ 杨振宁与王贻芳的分歧正体现了这一矛盾。 杨振宁的谨慎态度提醒人们注意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平衡，而王贻芳的坚持则展现了科学探索的勇气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