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5岁农民，咳嗽10年，拒绝就医，一天，他突然用力咳嗽，“哇”的一声，一个黑色且带血地异物喷射出来，妻子将异物拿给医生看，不料，医生看完脸色大变，立马冲出病房报警。 1956年的山东滨州，一个平凡的夏日清晨，天还未亮，袅袅炊烟便从一户农家的屋顶升起。远处的山峦依旧在夜色中沉睡，三十五岁的农民高其煊已经洗漱完毕，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 他的妻子早已为他准备好了热腾腾的杂粮粥和两个咸菜馍。这个时节的农活最是繁忙，地里的庄稼需要除草施肥，一刻也耽误不得。 高其煊每天都是村里最早出工的农民，从不曾懈怠。每到劳作辛苦时，他总会不自觉地剧烈咳嗽起来。这咳嗽声沙哑而深重，仿佛要把肺部撕裂一般，常常引得路过的村民纷纷侧目。 他的妻子多次劝他去镇上的诊所看看，但都被他轻描淡写地推脱掉。＂小毛病，不碍事＂，这是他的口头禅，说完又埋头干活，仿佛从未有过不适。 十年来，这咳嗽始终如影随形。村里人都习惯了高其煊的咳嗽声，就像习惯了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 他很少参加村里的闲聊活动，更不去茶馆听书。每天除了在地里劳作，就是在家里修理农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956年七月的一个中午，太阳炙烤着大地，连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村里的其他农民都已经回家避暑，只有高其煊还在地里坚持着。 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打破了田野的寂静。这次的咳嗽比往常更加猛烈，高其煊不得不扶着锄头才能勉强站稳。 咳嗽声持续了好几分钟，高其煊的脸都涨得通红。他弯着腰，一手扶着胸口，一手撑着膝盖，整个人都在颤抖。 随着一声格外响亮的咳嗽，一个黑色的异物伴随着血丝从他口中喷射出来。那异物掉在地上，在阳光下泛着暗淡的金属光泽。 高其煊的妻子正好端着饭菜来地里找他，目睹了这一幕。她连忙放下饭盒，冲到丈夫身边，将他搀扶起来。 那个黑色的异物躺在泥土上格外醒目，妻子将它捡起来仔细查看。这是一个变了形的金属片，表面粗糙不平，沾着暗红色的血迹。 这一次，高其煊没能拒绝妻子的劝说。他被妻子搀扶着，踉踉跄跄地往镇上的诊所走去，留下一地未完成的农活。 诊所里的医生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大夫，见多识广。他接过那块金属异物，仔细端详起来，眉头逐渐皱起。 老大夫用镊子轻轻翻动那块金属，又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终于，老大夫放下手中的工具，抬起头来看着高其煊。＂这是一枚子弹的弹片，而且从锈迹来看，在体内至少存留了十年以上。＂ 老大夫没有多说什么，起身快步走出诊所。十分钟后，他带着镇上的民警回来了。 民警仔细查看了弹片，又翻阅了高其煊的档案。随后，他们将高其煊请到了镇公所，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 这个平凡的夏日午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的秘密，终于被一枚尘封多年的弹片揭开。高其煊的真实身份，也在这一天浮出水面。 1937年的夏天，十六岁的高其煊正站在家门口望着远方的天空。那一天，日军的轰炸机遮天蔽日，将山东的天空染成了灰色。 战火很快蔓延到了他们的村子，日军的铁蹄践踏着这片古老的土地。高其煊的父亲在一次大扫荡中被日军杀害，年轻的高其煊和哥哥高其炳成为了孤儿。 兄弟俩在一家馍馍铺谋生，每天看着日军在街上横行霸道。他们不得不低着头，忍受着屈辱，但内心的仇恨之火从未熄灭。 1939年，八路军118师来到山东，带来了希望的曙光。高其煊和哥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抗日队伍，成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他们继续经营着那家馍馍铺，但铺子已经成了一个秘密的情报站。每天，高其煊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向日军和伪军送去馒头和酒菜。 他记住了每一个日军军官的习惯，听懂了他们的只言片语。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在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后，都成为了打击敌人的重要情报。 几年间，高其煊和哥哥传递的情报帮助八路军避免了多次伤亡。他们用馒头装载的不只是面粉，更装载着中国人民的希望。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但和平并未降临。国共内战爆发，二十四岁的高其煊再次投身战场，这次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高其煊冲在最前线。子弹像雨点般飞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将他抢救下来。 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军医只能做最基本的包扎。那颗子弹的弹片留在了他的体内，成为了他此后十年的隐痛。 1946年，伤愈后的高其煊主动申请退役。他带着一身伤痕回到了家乡，选择了最普通的身份——一个农民。 从此，他将自己的功绩深深埋藏，甚至连最亲近的妻子都不曾提起。他用锄头代替了枪支，用汗水浇灌着和平年代的土地。 十年来，那枚弹片一直在他的体内，与他一同经历着岁月的流逝。它是战争的见证，是他年轻时光的印记，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