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时候，萧军位列延安“四大怪人”之一，浑身的江湖气，动不动就和人干仗，绑腿里经常别着一把匕首。有时吵到不可开交，他便猛地把匕首拔出来，砰地插到桌子上，大声说道：“吵架不如打架，我是个脾气暴烈的人！” 萧军1938年第一次来到延安，那时候他已经是文坛知名人士了。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性情豪爽、敢做敢当的江湖汉子，一到延安，他那股子彪悍劲儿更是出尽了风头。 整个延安的文人圈子里，就属萧军最能打。要说打架这事儿，萧军从来不含糊，谁要是惹着了他，他二话不说掏出绑腿里那把锃亮的匕首，唰的一下就拍在桌子上，凶神恶煞地吼一嗓子:＂吵什么吵，打架要紧！＂吓得在场的人都不敢出声。 萧军的脾气那叫一个火爆，稍有不如意就要拔刀相向。延安文人圈里专门给萧军起了个外号，叫＂四大怪人＂，就是说延安四大奇葩里，非萧军莫属。其他三位是老舍、曹禺、田汉。 萧军这人虽然暴躁了点，但心肠不坏。延安时期，常有小勤务员犯点错误就挨管理员的责骂，有时候还要罚站、罚跪。一看这阵仗，萧军就看不下去了，二话没说上去就跟管理员理论。 结果把人家管理员也得罪了，口角升级为互殴，闹得沸沸扬扬。这事儿传到了组织那里，萧军到底理亏，最后被判了缓刑。不过他倒是一点不后悔，还铁了心要继续打抱不平。 1941年，萧军第二次来延安。这一次他和左翼文人周扬杠上了。周扬在报纸上发文章批评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某些问题，说是有些作家写不出东西来，却怪到没有肉吃的头上。 萧军一看这文章就不高兴了，跟几个好朋友商量了一下，回了一篇尖锐的驳斥文章，寄到报社去发表。谁知人家根本不登，退回来了。萧军一肚子火，觉得憋屈，索性连夜收拾细软，要走人不干了。 临走前，他托人给毛主席带了个信，大意是说延安的文艺政策有问题，得好好整顿整顿。毛主席一听这事儿，二话没说把萧军叫到窑洞里促膝长谈。 几次交心的谈话下来，毛主席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帮着搜集文艺界的意见，供领导们决策参考。萧军被毛主席的诚意打动了，打消了离开延安的念头。 后来，毛主席果然重视起文艺界的问题，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拨乱反正。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在整个革命历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萧军这辈子没少跟人干架，提起拳来毫不含糊。他年轻时在东北谋生，那会儿跟萧红还是一对儿。萧红欠了房租，旅店老板不让走，萧军二话不说，连夜租了条小船把心上人救走。 后来萧红住院生孩子，因为交不起住院费，医院不肯给治病。萧军气得要命，抓住医生的衣领子就开骂，吓唬人家再不给治病就要揍他。医生哪敢怠慢，忙不迭地开药方子。 文坛打架，萧军也没在怕的。鲁迅去世后，萧军去祭拜，把几本杂志烧在坟前。谁知道有俩文人不识好歹，在报纸上把萧军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是装模作样的＂鲁门孝子＂。 萧军这火气不打一处来，还跟人家写文章辩论呢，当即找上门去要算账。文人相轻的毛病上来了，狄克和马吉峰这俩货仗着人多，梗着脖子说萧军要是不服就去打架。 萧军一听这话，冷笑几声说那好啊，打就打，谁怕谁。说着就约好了地点，第二天准时去了法租界草坪上＂切磋＂。萧军本来就有几下子，一个照面就把马吉峰撂倒了，揍得人家鼻青脸肿，只好讨饶。 晚年的萧军脾气还是火爆，义字当头，路见不平一声吼。有回他一老朋友家住平房，隔壁邻居欺负老人家，把人打得头破血流。萧军一听就火了，拄着根藤条杖，带上俩小伙子杀到邻居家门口骂街，非要对方滚出来认错。那混混见了这架势，哪还敢出来啊，躲在屋里大气都不敢出。从此再也不敢去招惹萧军的朋友。 事后有人问萧军这仇怎么报，萧军长叹一声，说出了他的口头禅:＂算了，拉倒吧。对付不要脸的，就得比他们还不要脸。＂ 萧军一辈子最崇拜的人，非鲁迅莫属。他在文坛上自认是＂鲁门弟子＂，还特意刻了一枚印章，上书＂鲁门小弟子＂。这辈子啊，萧军就认定了要传承鲁迅的衣钵。 有一回萧军在上海遇见鲁迅，就请教自己的暴脾气要不要改。鲁迅想都没想，直接回绝了:＂不改！就这么个性，不用改。＂萧军听了这话，那叫一个高兴啊，心说我这脾性有先生给背书了，还改什么改。 后来鲁迅去世，萧军伤心得很。逢人就说，鲁迅先生是我这辈子唯一服气的人，我要一辈子崇拜他，直到入土。萧军这一辈子，对谁都没给过这般高的评价，由此可见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