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左宗棠在官场因为性格豪横，差点招来杀身之祸。 1859年，那时的左宗棠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在官场上无名无分，但这并不影响他眼高于顶。当时湖南官场有一个潜规则，不管多大的官，见到师爷左宗棠，都得乖乖地行跪拜之礼。 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燮，仗着姐姐是湖广总督满人官文的姨太太，有意煞左宗棠的威风，见面就是不拜。左宗棠可不惯着，见樊燮无礼，上去猛踹一脚，嘴里痛骂：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受此奇耻大辱，走官文的路子，弹劾左宗棠，说湖南官场让这个穷凶极恶的师爷霸占了。咸丰皇帝听说有这事，很生气，于是给官文下一道折子，如果确有其事，可将左宗棠就地正法。 这事在当时非常险恶，若不是左宗棠的一帮挚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联手炮制出一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可能就完了。 按说，在官场经历过这样的劫难，左宗棠的脾气应该改改才对。 但纵观左宗棠的官场生涯，他一生都是这个风格，从来都是以阳驭阴，以刚克刚，对曾国藩奉行的“以阴制阳，以柔克刚”的所谓官场智慧，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现如今说起左宗棠，让他名垂青史，大家津津乐道的当属强势西征，收复新疆这一段历史。 殊不知，在收复新疆之前，左宗棠跟慈禧还有一段微妙的官场博弈，如果没有他的强人做派，后来收复新疆极可能不会那样顺利，摧枯拉朽。 慈禧是个天生的权谋家。 1870年前后，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刚把目光转向新疆，慈禧就在他身边楔下了一颗钉子，此人就是乌鲁木齐提督成禄。 成禄是满洲镶蓝旗人，正儿八经的满洲血统，慈禧将他摆在西北，有两个目的，一是分解左宗棠的军政大权；二是监督左宗棠的动向和意图。 自太平天国兴起，清廷被迫重用汉人，以满制汉，在汉臣的旁边再摆一个满臣，早已是他们惯用伎俩。 曾国藩也曾遭遇过这种设计。 他是怎么破的呢？ 四个字，和光同尘。 但左宗棠不鸟这个。 他要的是硬碰硬，有我无他。 提督成禄，因为肩负特殊使命，在任上不仅腐败，而且凶恶。 1870年，成禄上了一道折子，说了一件事：1870年农历五月，高台县治下的西乡瓦坝，有贡生马吉贞、生员李载宽、赵席珍、平民傅咏开、胡正邦等人，借抗拒为朝廷纳粮为名，煽动地方民众聚集闹事，提督成禄发现苗头不对，派兵镇压，当场打死闹事民众二百余人，其余数百人四散逃逸。李载宽等四人被捉拿后，全部被就地正法，地方骚乱得以平息。但在镇压过程中，有把总仲瑞林等人壮烈牺牲，请朝廷追认为烈士，并发给抚恤金。 慈禧因为要用这个人，接到折子，不辨真假，全部照准。 哪知道，左宗棠一直在盯着这个事。 得知慈禧是这个态度，左宗棠立即上折，揭露成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西乡瓦坝根本没人聚众闹事，事情的起因是，成禄额外摊派各种苛捐杂税，累计高达三十万两白银，当地老百姓交不起，便聚集起来，去衙门上访，请求减免额外摊派。成禄在地方一向凶恶，面对此等民情，他竟派兵镇压，当场打死二百多无辜百姓。 不仅如此，在任乌鲁木齐提督以来，成禄私吞军粮，私养小妾、奴仆三十余人；平日贪生怕死，总找各种理由，拒绝出玉门关剿敌。 接到左宗棠这道要求将成禄革职治罪的折子，慈禧玩了一手似罚实保，成禄还是新疆提督，驻地移到肃州，过去乱摊派的事既往不咎，如果再对民众敲诈勒索，严惩不贷。 慈禧此举，直接让左宗棠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樊燮，直呼成禄是“樊燮第二”，虽然后台硬，但左某人不惧。 为了扳倒成禄，左宗棠暂时不与慈禧口舌申辩，而是继续搜集成禄的罪状，穷追不舍。 两年后，1872年，左宗棠再上一折，痛斥成禄三大罪状：一、朝廷谕令成禄出关，但成禄拖延至今，仍未出关，公然违抗朝廷军令；二、成禄虚报军中人数，吃空饷，并且在军中养戏班子；三、成禄恶习不改，不仅在地方摊派各种苛捐杂税，而且在甘肃四处截留省粮。 慈禧接到左宗棠这道折子，无动于衷，选择了冷处理。 双方博弈到这里，对左宗棠而言，其实是陷入了僵局。 为了破这个局，强人左宗棠打了两张牌：第一张叫作大翻旧账；第二张更厉害，道德绑架加实力威胁。 1872年农历十二月，左宗棠再上一道奏折：先将成禄滥杀二百多无辜百姓这一桩旧事又着重强调渲染了一遍，然后表示，如果此事不了了之，作为臣属，还有何颜面立于世？请皇上召开六部九卿大会，讨论成禄应治何罪，否则沉冤不雪，公道不彰！ 折子上完，未等慈禧表态，左宗棠在一个月之内只忙地方政务，不问军事。 左宗棠的这两张牌打的慈禧很难受，无奈之下，她只好派人去调查，结果与左宗棠的说法一致。 1873年正月二十一日，朝廷被迫下令，将成禄革职，派专员捉拿归京。 不就地治罪，明眼人一看，慈禧还想包庇。 关键时刻，御史吴可读站出来，将左宗棠打过的牌又打了一遍。 吴可读上奏称：“成禄罪有可斩者十，请朝廷先斩成禄之头悬挂闹市以谢甘肃百姓，再斩臣头悬挂于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此折一上，朝野皆知。 慈禧无法，只得亲判成禄“斩监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