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叛逃者”朱京蓉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空军上尉教官黄天明开着T-33A型喷气教练机到达广州，而坐在教练机后侧舱位的学员朱京蓉被动投诚了大陆。那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报道了他们“驾机起义回归大陆”的消息；20多岁的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还高喊着刚学会的“毛主席万岁”。

带着朱京蓉一起回大陆的黄天明，为何要回大陆？据朱京蓉了解，黄天明曾是台湾雷虎队中能参与九架飞机飞行表演的资深飞行员，某次代人受过后，他被贬到空军学校当老师，始终心气难平，就有了驾机投奔大陆这一幕。

1969年6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黄天明和朱京蓉。会上，周恩来宣布“朱京蓉协助教官驾机起义也立了功”。一直担心自己下场如何的朱京蓉松了口气。会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前往大陆各地游览半年，上海的纺织厂、造船厂、东北的钢铁厂，地下660米的煤矿，让朱京蓉对大陆的生产力印象颇佳。

这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刚爆发，黄天明和朱京蓉参观的工厂是否在正常运作很难判断，朱京蓉也没有机会了解真正的大陆社会正经历怎样的起伏，但当时台湾尚处于经济起飞前夜，那些工厂矿区本身的庞大已让他们开了眼界。

一次偶发事件，曾让他惧怕留在大陆。当时他和同行军官闲聊，3岁跟着父母到台湾的朱京蓉，说自己从小就想当飞行员，那名军官闻之色变，说自己从小就立志为人民服务，两人争执了几句，对方要批斗朱京蓉，吓得朱京蓉大哭一场，于是向上级提出要去香港定居。想不到上级对他说：“去了香港，台湾也会派人暗杀你。”一句话，把京蓉又吓了回来。

1969年11月，空军司令吴法宪宣布两人加入解放军，朱京蓉被任命为空军第九航空学校第二训练团参谋，原是国民党上尉的黄天明，被任命为第三训练团副团长，两人均比在台湾的军职高出一级。

因中央不准部队参与“文革”，这让朱京蓉平稳过了许多年。

虽然是周恩总理来宣布过朱京蓉是立功者，同事们却没人敢靠近和他说话。他被单独安排在一个办公室，到晚上办公室又成了卧室。后来他和同事介绍的一位工厂女工结了婚，他从此下了班，至少有个能说话的人。

改革开放后，经济日益代替政治成为国人的生活重心，部队里的年轻人对台湾也充满了好奇，知道他经历的飞行员，有时跑来问问他台湾什么样，他总是笑笑，避而不答。这习惯还救过他一次。1976年他在青岛疗养，排队时遇见范园焱找他说话，他没说话，第二年范园焱开着米格战斗机逃到了台南。“如果那次说了话，我就死定了。”朱京蓉说。

不能言说的台湾，对朱京蓉而言更是不可归去的台湾。近十几年，两岸关系时好时坏，但即使关系最融洽时，经济方面俨然一体的两岸，对他这个“叛逃者”来说依然是一片禁地。

1992年从美国回大陆探亲的大陆叛逃者李显斌，1965年驾轰炸机逃往台湾，一回大陆，即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敌叛变罪处15年徒刑，2002年因病在监狱中死去。而1975年逃至大陆的吴焱火，1998年返台探亲后，被判处4年徒刑。

2006年，朱京蓉母亲去世时，朱京蓉曾向台当局提出返乡奔丧。毕竟台当局从未宣布他属于“叛逃”，档案上写着黄天明和他在飞行训练时“失踪殉职”才是台湾当年的官方口径，即便他被宣布为叛逃罪，此时也已超过台湾刑法中20年的追诉期。台湾方面在商讨许久后，答复他只能从机场直接到殡仪馆参加葬礼，葬礼完毕后立刻返回机场。当时军职在身的他，看到条件如此苛刻就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