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纪念碑的正面由毛主席题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在确定背面碑文的书写者时，总设计师林徽因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艺术难题。纪念碑前后碑文的空间布局存在明显差异，这直接影响到书法风格的选择。 经过反复测量和规划，设计团队发现纪念碑背面的刻字区域相对较小，而需要书写的内容却比正面多得多。基于这个实际情况，林徽因提出背面碑文应该采用楷体书写的建议。 楷体作为一种严谨工整的书法字体，不仅便于阅读，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出庄重的气质。选择楷体是基于纪念碑作为国家重要历史文化象征的考虑。 在书法风格的专业分析中，毛主席的书法以气势磅礴著称。他的书法继承了唐代怀素狂草的特点，笔画豪放，气势恢宏。 正是这种特点，让毛主席的题字非常适合作为纪念碑正面的主题文字。八个大字的布局疏朗有致，与天安门广场的宏大气势相得益彰。 而对于背面较为密集的文字内容，需要一种更加工整、清晰的书法风格。这种书法不仅要保持庄重的气质，还要确保每个字都清晰可辨。 在一次工程讨论会上，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他向设计团队推荐了一位书法功底深厚的人选：周恩来总理。 彭真的这个提议立即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周恩来总理的书法功底在政务活动中早已展露，他的楷书遒劲有力，风格酷似颜真卿。 周总理的书法风格形成于他早年的系统学习。在他的青年时期，他专门临摹过颜真卿的楷书，这为他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奠定了基础。 多年的实践和积累，使周总理的书法既保持了颜体的庄重，又融入了自己的特点。他的字既有颜体的凝重，又不失灵动，在保持端庄的同时又富有活力。 设计小组仔细研究了周总理的书法特点。他们发现，周总理的楷书笔画饱满，结构严谨，特别适合碑文书写。 这种书法风格不仅能够确保文字的清晰度，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出纪念碑应有的庄严气质。设计小组一致认为周总理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得到设计小组的一致认可后，总设计师林徽因承担起了请托的任务。作为纪念碑的总设计师，她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林徽因亲自来到周总理的办公室，详细说明了纪念碑背面碑文的具体要求。她从艺术角度阐述了为什么选择周总理来书写碑文。 周总理在听取了林徽因的说明后，表现出了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这不仅是一项书法工作，更是一项承载历史记忆的重要任务。 在周总理欣然应允之后，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工程团队。所有参与者都对这个选择表示赞同。 专业人士普遍认为，周总理的书法风格最适合纪念碑背面碑文的书写。他们认为这种选择既考虑到了艺术效果，又体现了历史意义。 这个决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人们普遍认为，周总理的书法艺术水平和政治地位，都使他成为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接受了这项任务后，周总理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为了保证写出最好的效果，他专门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练字。 在总理繁忙的日程中，能够挤出时间练字实属不易。但为了完成这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他坚持利用清晨的时光反复练习。 周总理对每一个字都力求完美，不断地修改和调整。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这样严谨认真的态度。 即使是在百忙之中，周总理也从未放松对字体的要求。他反复练习每个字的笔画，确保每一笔都能体现出应有的力度和气韵。 在完成初稿后，周总理并未立即交付。他邀请了包括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在内的多位专家进行评议。 专家们仔细审视了周总理的书法作品，对其工整的字体和独特的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周总理依然虚心接受各方意见，继续进行改进。 在技术处理方面，工程团队面临着如何将书法作品放大的挑战。原稿中的字体需要放大二十倍才能满足纪念碑的要求。 工程人员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幻灯投影技术进行放大。每个字的轮廓都经过精确的描摹，确保放大后仍能保持原有的神韵。 在字体放大的过程中，技术人员格外注意保持笔画的比例和风格。即使是最细微的笔画变化，也都得到了认真的处理。 最终的成果要经过鎏金处理，这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艺。背面碑文总共进行了三次鎏金处理，确保字迹的清晰和持久。 这座纪念碑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宏伟的外观上，更体现在每一个细节的精心处理中。周总理的题字成为了这座纪念碑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