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初，日军击败远征军后，进逼滇西，若不阻挡，不出十天昆明难保，西南危矣，无兵可调的蒋介石，只得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1942年初，为了打通国际运输线，中国远征军十万大军奉命入缅作战。这支由杜聿明统帅的军队，在缅甸战场上遭遇了日军的猛烈进攻，损失惨重。 日军在追击溃退的远征军时，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战术部署。他们将装甲车和汽车集中起来，组成快速纵队，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向前推进。 在远征军残部无力阻击的情况下，日军的快速纵队如入无人之境。短短数日内，他们就占领了位于滇西的芒市和龙陵，并继续向惠通桥方向挺进。 此时的滇西地方部队，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几乎都选择了撤离。负责腾冲防务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子龙绳武，甚至带着数百驮鸦片逃回了昆明。 在重庆的蒋介石面对地图陷入了沉思。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严峻的困局，如果不能在惠通桥阻挡日军，日军将很快占领昆明，整个西南大后方都将面临崩溃。 然而，能够调动的军队却寥寥无几。驻守在滇南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正在与越南方向的日军对峙，这两支部队是决不能调动的。 如果贸然调动滇南的防御力量，一旦日军从越南方向突袭，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将目光投向了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 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虽然番号响亮，但实际上只有六十六军和七十一军两个军。其中六十六军在缅甸战场上遭受重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所幸七十一军是宋希濂的老部队，这支在武汉会战中表现出色的部队，拥有良好的战斗力。但此时七十一军的三个师正分散在川康各地，向云南开进。 1942年5月5日清晨，日军占领了松山，距离惠通桥仅有一步之遥。大量的溃兵和难民挤在惠通桥上，场面一片混乱。 工兵营长张祖武临危受命，担负起守卫惠通桥的重任。军事参谋团团长林蔚、参谋处长萧毅肃和工兵指挥官马崇六三位将领来到桥边，命令张祖武密切关注日军动向，在关键时刻炸毁惠通桥。 工兵营立即展开了炸桥准备工作，张祖武部署了双重引爆方案。他让三个连分别负责桥西、桥中段和桥东的炸药安装，自己则掌握发电引爆器。 中午时分，一场意外的枪战打破了桥头的秩序。混在难民中的日军特务与桥头的宪兵发生冲突，双方交火，场面更加混乱。 就在此时，一支约两千人的日军快速纵队抵达对岸，架起火炮向桥头轰击。守桥部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张祖武当机立断，同时启动了两种引爆方式。随着一声巨响，这座关系到滇西命运的桥梁坠入怒江，暂时阻断了日军的进攻路线。 然而，日军并未就此放弃。他们迅速组织了渡江作战，利用橡皮艇和木筏开始强渡怒江。守桥部队只有一百多名宪兵和一个工兵营，难以阻挡日军的渡江行动。 到了傍晚时分，已有五百多名日军成功渡过怒江，并在江岸建立了滩头阵地。守桥部队的处境岌岌可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关键时刻，宋希濂调来的三十六师先头部队终于赶到。这支部队立即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一部分部队负责封锁江岸，阻止更多日军渡江。 另一部分部队则对已经渡江的日军发起猛攻。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这五百多名日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次日上午，三十六师的主力部队陆续赶到，对日军发起了总攻。经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战，除少数跳江逃生的日军外，其余渡江日军全部被歼灭。 在惠通桥战斗结束后，军事委员会对战局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他们认为追击远征军的日军不过三千余人，于是命令宋希濂率十一集团军展开反攻，准备夺回腾冲、龙陵等地。 十一集团军初期的渡江作战相当顺利，击退了日军的数百人规模的小股部队。然而，战场形势很快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二万余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进入腾冲、龙陵地区。 军委会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改变了作战计划。他们命令宋希濂率部撤回怒江东岸，以固守怒江防线为主要任务。 从此，中日两军在怒江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对峙。这条天然屏障成为了阻挡日军西进的重要防线，也为后续的反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加强滇西防务，军委会任命宋希濂为滇西军事总指挥。负责指挥怒江沿线的防务工作，并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训练。 十一集团军的六十六军在缅甸战役中损失惨重，军纪败坏。部分士兵在溃退过程中，还出现了抢劫民众财物的行为。 宋希濂召开军事检讨会，对六十六军的表现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向军委会建议撤销六十六军番号，将其残部编入新的部队序列。 与此同时，宋希濂将十一集团军司令部迁至大理，加强对怒江防线的直接指挥。原本由他兼任的昆明防守司令一职，则由从缅甸撤回的杜聿明接任。 惠通桥保卫战是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的一场关键战役。这场战斗不仅挽救了滇西危局，更保住了中国抗战的西南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