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毛泽东回“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刘伯承将军在说这句话时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敬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仅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 面对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与此同时，党组织派遣杨靖宇等革命先锋赴东北组织抗日武装，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蒋介石甚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调集数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英勇抵抗。但由于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不断加强＂围剿＂力度，调集近百万军队布防，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主力。敌军修筑了大量碉堡工事，形成了一道道封锁线。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继续固守苏区已经不能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作出了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 这个决策考虑到了当时的几个关键因素：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其次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不断加剧，再次是中央苏区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日益困难。 长征初期，党中央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选择北上的深层考量，不仅包含了军事战略的需要，更体现了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深远思考。 北上战略首先考虑到了抗日救国的迫切需求。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东北，并不断向华北扩张，这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 共产党认识到，只有把革命根据地建立在靠近抗日前线的地方，才能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这也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 北上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争取更广泛的群众基础。陕北地区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便于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生活贫困，渴望获得土地和解放，具有深厚的革命潜力。红军通过帮助农民改善生活，能够获得群众的真心拥护。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北上可以避免与国民党主力决战。当时红军实力相对薄弱，需要避实就虚，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陕北地区地形复杂，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这里还与晋绥地区相连，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和战略转移。 此外，陕北地区还具有重要的战略纵深。红军可以依托这一地区，逐步向外扩展，建立更大的革命根据地。 在北上的过程中，红军不断宣传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的真相。这种政治宣传对凝聚抗日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军还在行军途中帮助群众耕种土地、打土豪分田地，深得民心。这种军民鱼水情谊为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群众基础。 北上战略的制定，体现了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特点的准确把握。这个战略既考虑到了当前的困难，又着眼于革命的长远发展。 通过北上，红军可以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同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个兼顾政治和军事的高明战略。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会议结束后，军事指挥权得到统一，红军的作战方针更加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红军告别了过去教条式的战术指导，开始采用更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向北进军的过程中，红军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碍。其中最危险的关卡就是强渡大渡河和攻占泸定桥的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红军展现了非凡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战术水平。二十二位勇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成功强渡泸定桥，为红军北上开辟了通道。 随后的长征途中，红军继续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他们翻越了雪山，穿过了草地，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不仅锻炼了红军的战斗意志，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复杂的革命问题。 最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局面。 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红军在这里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基地。 北上战略的成功实施，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这种思想既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又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 长征的胜利，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红军在长征中积累的经验，对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