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内蒙古160万公斤粮票被盗，调查组查了半天，仍一无所获。就在这时，一老刑警想出一妙招：“把锁拆掉！”几天后，凶手果然落网。 1955年，新中国发行了第一套全国统一粮票。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合理分配粮食资源，更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粮票在当时可以说是仅次于人民币的第二货币，其重要程度远超今天人们的想象。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粮票就意味着一家老小的口粮保障，而对于国家而言，则关系到整个经济市场的稳定。 1963年11月的一天，内蒙古乌兰浩特粮食局向巴索伦粮站调拨了一批数额巨大的全国粮票。这批粮票总计650万公斤，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价值接近700万元人民币。 巴索伦粮站位于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三省区交界处，是当地牧民和农民的重要粮食供应站点。粮站接到这批粮票后，立即加强了安保措施，将值班人员从两人增加到四人。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各地区粮食局陆续前来领取粮票，最终剩余160万公斤。粮站认为大部分粮票已经发放完毕，便将值班人员重新调整为两人。 就在11月9日晚上，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粮票盗窃案发生了。第二天一早，粮站工作人员发现库房门锁完好，但存放粮票的铁皮柜被打开，160万公斤粮票全部不翼而飞。 案件的严重性立即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地公安机关迅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省市各级领导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案情。 由于案件涉及数额巨大，且事关全国粮票市场的稳定，很快便惊动了中央。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尽快侦破此案，同时部署相关部门防范粮票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 公安部随即指派刑侦专家刘胜西赴内蒙古协助办案。各路警力云集巴索伦镇，一场跨省区的大规模侦查随即展开。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僵局时，专案组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明确指出，被盗的160万公斤粮票藏在巴索伦镇东侧小学后的一处废弃窑洞中。 专案组立即派人前往查看，果然在废窑中发现了用牛皮纸包裹的粮票。清点后发现数量与失窃的粮票完全吻合，这本该是一个重大突破。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几天后，在杜尔伯特县的集市上，工商管理人员查获了一名持有大量全国粮票的票贩子。 经过盘查，这些粮票正是从巴索伦粮站被盗的真票。这个发现立刻引发了专案组的警觉，既然真票在市面上流通，那么废窑中找到的粮票很可能是假的。 专案组随即对废窑中的粮票进行鉴定，结果证实这确实是一批制作精良的假粮票。案情由此出现了新的转折，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盗窃案，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在这关键时刻，公安部派来的老刑警刘胜西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建议。他要求对粮站库房的门锁进行拆解检查。 刘胜西的这个建议源于他对现场痕迹的独特观察。他发现库房门锁上的撬痕过于明显，这与专业盗贼的惯常手法不符。 在刘胜西的坚持下，专案组找来锁匠将库房的两把门锁拆开。仔细检查后，在锁芯内部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残留。 这种物质经过化验，被证实是一种国外间谍组织常用的特殊制剂。它能在短时间内在锁芯内形成钥匙模型，便于犯罪分子配制相同的钥匙。 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案件的性质，这已经不是一起普通的经济犯罪，而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间谍破坏活动。专案组由此获得了新的侦破方向。 在此基础上，专案组重新梳理了案发前后来往巴索伦镇的可疑人员。同时，对涉及出国访友、与境外人员有接触历史的当地居民进行了重点排查。 经过反复比对和筛查，专案组最终锁定了一个重要嫌疑人：朱富祥。此人是本地人，曾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法律处罚，近期以治病为由回到巴索伦镇。 专案组调取了朱富祥过往的案卷材料，将其笔迹与匿名举报信进行比对。经过专业人员鉴定，两者的笔迹高度吻合。 专案组立即对朱富祥采取抓捕行动。在其住处搜查中，发现了与现场脚印相匹配的球鞋，以及用于配制钥匙的特殊化学物品。 经过突审，朱富祥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交代，早在1963年5月，就被境外敌对势力策反，接受了一项破坏我国经济秩序的任务。 境外势力为朱富祥精心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行动方案。他们不仅提供了特殊的化学制剂用于配制钥匙，还准备了大量仿制的假粮票。 朱富祥以探望妹妹为由，多次出入粮站熟悉环境。他利用这个机会，获取了门锁的钥匙模型，并在合适的时机实施了盗窃。 此案的成功告破，揭露了境外敌对势力企图通过扰乱粮票市场来破坏我国经济秩序的阴谋。这也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反间谍工作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