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十年下的中国可能会烧成灰烬。”周总理一方面忍辱负重，同林彪、江青那些野心家进行艰苦的斗争，一方面坚持真理，千方百计地弥补失误，尽可能的保护干部群众。要是没有他，中国恐怕要万劫不复了！ 周总理一生为国为民。“五四”时期，周恩来如同一颗璀璨的新星，初步绽放出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他系统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思想的天平倾向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壮丽实践。在这一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周恩来提出了诸多富有远见的思想火花，如“觉悟”的觉醒之论，强调“群众运动”的磅礴力量，以及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根本改造的深邃思考，还有“革新”、“革心”的双重革命理论。 尽管这些观点当时尚未得到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但它们却直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即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同步进行主观世界的革新，这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重塑。此时的周恩来，已然是一位怀揣初步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犹如初升的太阳，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而在旅欧的岁月里，周恩来的人格得到了升华，世界观完成了最终的蜕变。他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主义进行严谨的“推求比较”，最终确立了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了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透彻地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中国革命面临的种种挑战，明确提出了以下几点深刻见解：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中国绝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覆辙，必须坚守共产主义的方向；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唯一路径。 这些论述，不仅彰显了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实质和精髓的精准把握，更使他成为了中国宣传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先驱。这段经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周恩来的才智与革命斗争经验，更让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如火如荼，视野开阔至全球，人格魅力熠熠生辉，为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周恩来和谐道德人格的另一面，则是他那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正如明代学者洪自诚在《菜根谭》中所言：“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周恩来深谙此道，始终秉持这一处世哲学，形成了独特的宽以待人风格。他温文尔雅，处世随和，从不轻易伤人颜面，即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绝不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手段，而是事事留有余地，考虑周全，适可而止，避免走极端。 这种宽容不仅体现在对待下属、同志、朋友上，甚至对敌人也展现出非凡的大度。以“伍豪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时的主要对手张冲为例，两人虽有公仇私怨，但周恩来却能从团结御侮、救国救民的大局出发，与之友好相处，坦诚合作。张冲去世后，周恩来不仅亲笔题写“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还亲自出席追悼会，并撰写《悼念淮南先生》的祭文，其宽以待人的胸怀可见一斑。 韩愈曾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周恩来的一生，正是这句话的生动写照。他不仅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了丰功伟绩，更在人格上达到了古今完人的崇高境界。他超越了自我，心中只有人民，达到了无我的至高境界；在战略上，他敢于藐视一切困难，不惧怕任何邪恶势力，展现了无畏的勇气；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承受一切误解甚至错误的批评，达到了无怨无悔的崇高境界。这些品质，共同构成了周恩来人格魅力的璀璨画卷。 除了周总理，朱德也值得我们学习。 1928年1月，朱德与陈毅在广东北江地区，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巧妙地提出了“空城计（有敌来则搬迁一空）、疑兵（各山岭皆插红旗）、骚扰敌人后方及宿营地、破坏交通及政府机关、埋伏截击”等一系列战略战术，这些战术得到了北江特委的充分肯定和深入探讨。同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他们灵活运用战术，连续取得了五斗江、潞江、坪石等战斗的胜利。 在《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中，朱德明确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后来，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战术的重要意义：“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这一战术的提出，不仅解决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战争指导方面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指导了红四军的战斗行动，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表现出的革命勇气和斗争智慧，特别是朱德在斗争中展现出的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品格，对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和井冈山精神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