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个女乞丐正要出城，日军怀疑她是地下党，竟让她当众脱下衣服，这时，女乞丐从包裹中取出一东西，竟吓得日本鬼子连连后退。   在中国革命的烽火岁月中，地下党作为秘密战线的重要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地下党成员不仅在敌后展开情报收集和破坏活动，更通过巧妙的联络方式，确保了革命信息的安全传递和组织的稳固发展。位于西安乾县高庙巷39号的秘密联络点，便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如今，这座建于清末民初的老宅被当地居民许增禄改造为私宅，然而，它曾经的辉煌与秘密活动却在岁月的沉淀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王兆南，这座宅邸的原主人之一，曾是乾州著名的五大豪绅之一，担任国民党乾县兵役局局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乾县政治局势动荡，王兆南凭借其家族背景和社会地位，成为地方权力的象征。然而，1942年后，受到弟弟王炳南的影响，王兆南的思想逐渐转向中国共产党，最终加入了地下党组织。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使得这座宅邸成为中共乾县地下党秘密联络的重要据点。 地下党联络点的设立，反映了当时中共在地方组织建设中的智慧与谨慎。高庙巷39号的宅邸，因其隐蔽的地理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结构，成为地下党成员秘密聚集和商讨要事的理想场所。宅内原有的一地窨被用作秘密会议的隐蔽空间，尽管在解放后被平毁，但其历史价值依然不可估量。王兆南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收集并传递敌方情报，为中共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支持。 1937年，时任地下党成员的邓小平（当时名邓希贤）在王炳南的陪同下，途经乾县，曾在该宅西厢房短暂停留。这一历史瞬间，不仅见证了邓小平早期的革命活动，也彰显了地下党在敌后活动中的灵活性与机动性。邓小平在此期间，与当地地下党成员紧密合作，进一步巩固了乾县的革命力量。 地下党联络点的运作，离不开严格的保密和高效的联络方法。地下党成员在行动前，必须详细规划每一步的行程和安排，确保所有行动符合既定计划。任何与计划不符的情况，都会引起高度警惕，防止敌特的渗透和破坏。前往根据地的同志，必须携带地下党密写的介绍信，并按约定的暗号、时间和地点接头，以确保信息传递的安全性。 此外，来往人员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交通员不得打听“客人”的真实姓名及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到达交通站后，同志们会立即更换为根据地的服装，隐匿身份，确保不被敌人发现。在从交通站到城工部的路途中，他们会以“教导大队”的名义行进，掩饰真实身份，避免暴露来自敌占区的身份。这些严密的措施，体现了地下党在秘密活动中的高超技巧和深厚的纪律性。 王兆南在地下党的活动中，凭借其深厚的社会关系和丰富的情报资源，成为中共在乾县的重要支柱。他不仅负责情报的收集和传递，还积极组织和培训新的地下党成员，扩大党的影响力。高庙巷39号的秘密联络点，成为中共乾县地方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宝贵的实物证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党在乾县的活动愈加频繁和隐秘。王兆南和其他地下党成员，面对严峻的敌对环境，展现出无比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他们在敌后的艰苦斗争，不仅为中共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座老宅，见证了无数革命者的奋斗与牺牲，成为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 1943年，中国大地战火纷飞，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在山东省某县城外，一位衣衫褴褛的女乞丐正缓缓走向城门。她佝偻着身子，脸上满是沧桑和疲惫，看上去与其他乞丐并无二致。然而，这位看似平凡的乞丐，却有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她是一名出色的地下情报员，正在执行一项至关重要的秘密任务。 这位女乞丐名叫朱文起，她需要把一份情报安全地送到邻县的抗日根据地，接头人是当地的一位村长。这次任务至关重要，事关数百条人命。 朱文起默默将情报藏在了自己的衣服内侧。她先是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然后特意在衣服上缝制了几个隐蔽的暗袋，把情报分别藏了进去。同时，她还在破旧的乞讨袋里装满了各种杂物，用来掩人耳目。 天还未亮，朱文起便出发了。她一路沿着小路前行，时不时停下来向路人乞讨，伪装得惟妙惟肖。然而，危险也在悄然逼近。就在朱文起行至一处日军哨卡时，几个日本兵拦住了她，粗暴地搜查起她的行李。 就在日本兵的手即将触碰到藏有情报的暗袋时，朱文起灵机一动，从乞讨袋里掏出一把缝衣针，佯装要刺向那个士兵。日本兵吓了一跳，连忙后退。朱文起趁机夺路而逃，虽然过程惊心动魄，但她还是成功地甩开了追兵。 历经千辛万苦，朱文起终于将情报安全送到了抗日根据地。与接头人会面时，朱文起才得知这份情报的重要性——它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当地的兵力部署和军事设施，对于抗日部队发动进攻、解放当地人民来说至关重要。 离开根据地后，朱文起又恢复了女乞丐的身份，继续在小县城里讨生活。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位不起眼的乞丐，已经完成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