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空投氢弹失败，周总理和飞行员直接通话：怎么处理？ 1971年，刘书鹤和他的七位同事在马兰机场的总装厂房前等候。这架携带了小型氢弹的战机原计划在起飞后一个小时返回，但时间已经迟了许多。 1点45分，强5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刘书鹤他们迅速驾驶吉普车前往飞机降落地点。他们计划向飞行员表示感谢，并送上用大红纸书写的感谢信。 然而，飞行员杨国祥从座舱中冲出，警告他们不要靠近，因为氢弹仍未从飞机上卸下。 回到1964年，刘书鹤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位于青海省金银滩的221基地。他乘坐了长达53个小时的火车后抵达西宁。 221基地是一个高原军事禁区，整个区域分为18个不同的功能区，其中14个为试验和生产区，余下的四个则为生活区。 由于其海拔高达3200米，全年平均气温仅为0.4度，大多数人住在半地下的干打垒宿舍，部分人员甚至需要居住在帐篷中。 在核武器研发初期，刘书鹤被分配至设计部16室，负责核弹头的气候适应性试验。当时我国虽已成功试验原子弹，却仍面临着如何将其实际部署到战场的问题。 原子弹涉及到选择适合的载体。刘书鹤的工作涉及严格的保密措施。 每名工作人员都被发放一个编号的保密包，每天工作结束后需将所有资料密封于此，并送回保密室。此外，所有与核武器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均用代码或暗语代称。 1965年，中国利用轰6中程轰炸机完成了空投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这次试验虽然成功，但轰炸机体型庞大且速度较慢。 16室的科学家们肩负起改进原子弹恒温系统的重任，因为只有在保持特定温度的条件下，原子弹才能在零下30至60摄氏度的中高空环境中正常工作。 工作中的一个具体挑战是温度传感器的制作，技术人员刘书鹤每天的工作是将直径仅0.2毫米的铜丝穿入长达4米的塑料管中。常常一天仅能完成一根传感器连线的制作。 1966年，3月，东风2的导弹头锥被运至402实验室。 10月27日，东风2导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携带原子弹头在罗布泊试验场成功爆炸，。 到了1967年，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氢弹，抢在法国之前。 但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的发生和10月解放军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由于当时我国地对地导弹尚处起步阶段，使用战斗机投掷核弹成为了一种选择。 这促使了对适合飞机挂载的小型化氢弹的研究。 基于此需求，中国飞机设计师们在杨国祥的参与下，基于歼6战斗机设计出了中国第一种自主设计的强击机——强5。 杨国祥在1960年代末参与了强5战机的试飞工作。 到了1970年，他被再次派往南昌飞机制造厂，参与强5的改进。 在杨国祥的努力下，强5战机经过改装，可以在飞行中以900公里的时速，在接近目标12公里处以45度角拉升甩投核弹。 在1970年，周总理于北京期间听取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的详细报告，周总理提出了关于气候变化、弹药投放失败及飞机返航携带炸弹的潜在风险的三个核心问题。 具体来说，如果战斗机挂着炸弹返航，过重的炸弹可能导致飞机起落架断裂，甚至在着陆时引发炸弹脱钩爆炸。 规定明确要求飞行返航前必须丢弃所有炸弹。 1971年，中国准备进行一次关键的核试验，当日上午，刘书鹤和同事们护送着核弹“狂飙1号”来到马兰基地的临时机库。 核弹交接在机场东南角的橡皮保温室内顺利完成，不久后，核工业九院副院长陈宽亲自蹲在强5A战斗机下，小心翼翼地解除了“狂飙1号”的第一道保险。 在飞行前的最后时刻，杨国祥和所有在场的领导紧紧握手。 杨国祥曾在牡丹江航空学校训练。 当年航校的设施简陋，多为战后留下的日军教练机和国民党的飞机。 教官们多是日本投降军官，学员们往往依靠肢体语言进行交流。 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前，杨国祥在320厂与科技人员一同参与了“强五战斗机”的改装设计。 这种战斗机改装后能精确命中低空目标。 此次任务中，他驾驶的就是这样一架经过特别改装的飞机。 然而，在预定的爆炸时间点，尽管杨国祥连续三次按下投掷按钮，氢弹的投掷装置均无响应。 他无法完成投掷任务，只能请求指挥部允许他携带氢弹着陆。 氢弹一旦在着陆过程中意外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杨国祥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飞机油量逐渐减少。 周总理在得知情况后，下令撤离除必要人员外的所有团队。 在进行了几次尝试后，杨国祥终于成功将飞机平稳地降落回机场。 此后，科技团队对飞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氢弹推送装置电路出现了短路故障。 事故修复后，基地迅速恢复到一级战备状态。 1972年1月7日，杨国祥重新驾机携带氢弹升空，这次，他成功完成了任务。 参考文献：[1]刘扬武.投掷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的彝族雄鹰——杨国祥[J].云南档案,2015(8):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