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四月十八日，年羹尧接到吏部咨文，得知自己被免去川陕总督一职，改调杭州将军。 此去，年羹尧深知凶多吉少。 离陕之前，年羹尧与昔日最信赖的心腹大将岳钟琪有过几次私人对话，这些对话都被岳钟琪一一上奏给了雍正。 老黑读到这几段对话时，有一种深深的感慨：官场之中，从来没有真朋友，有的只是好时锦上添花，坏时冷漠如冰。 六月十三日，年羹尧对岳钟琪说：“我的事皇上曾有谕旨否？你我相与一场，你须实实告我。” 岳钟琪答：“并无。” 年羹尧听了哭泣不止，感叹道：“我将来身家性命是不能保了······我的病不好，每夜出汗，饮食减少，身子很弱。” 岳钟琪虚言安慰道：“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罪，调升将军，从此若能悔罪改过，诸事安静，自然无事了。” 三天后，两人又一次单独会面。 年羹尧说：“我们交代之事已毕，我明日起身，又有一件事托你。我的两个儿子，一名年富，一名年斌，河东盐商傅斌，即此二子之名捏的，求你照看。” 岳钟琪回道：“河东盐务现有钦差部堂审理，令郎未必能行盐了。” 年羹尧说：“如不行就罢了。我的事凡可照应者，务求照应。” 岳钟琪回道：“君恩友义，轻重自分。无论事之大小，断不敢隐晦存私，诸事总在圣恩，照应二字不敢如命。” 如果岳钟琪在上奏中没有隐藏与年羹尧的私话，估计他也不敢，在老黑看来，在年羹尧对老朋友还有些许幻想的时候，他一副公事公办，不讲私情的架势，是不够朋友的。 想当年，岳钟琪的父亲因亏空钱粮难以偿还而遭到罢官的时候，是新任四川巡抚年羹尧为之说情、赔偿，才免除了他的牢狱之灾。 对其父，有救难之恩，对岳钟琪本人，年羹尧也有提携指引之德。 岳钟琪其实是读书人出身，早年曾以捐纳的方式获得同知一职，后来是年羹尧劝导、提拔他，让他改任武职，子承父业。 雍正在决意打倒年羹尧之后，为了拉拢岳钟琪，让其摆脱背叛恩师的道德压力和舆论谴责，行事也是够卑鄙的，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公开颠倒黑白，声称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当年是被年羹尧陷害的，岳年两家是有世仇的，现在岳钟琪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检举揭发，完全谈不上背叛。 有人说，雍正决意倒年之时，岳钟琪其实别无选择，要么背叛年羹尧，踩他的肩膀上去；要么与雍正对抗，一门性命难保。这个时候，要求他去讲忠义，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老黑认同这个说法，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时，保留一些人情味以及少许仁义的东西。 岳钟琪太绝了，有清一代，他作为唯一的汉人大将军，身上少了些真英雄的光泽。 说到这里，老黑想到了跟岳钟琪有关的曾静一案。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岳钟琪在返回衙门的路上，有人拿着一封书信奔向他的轿子，被仆人喝住。 岳钟琪接过书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阅封面题签称臣系天吏元帅”，心头一惊，因为“天吏元帅”这个称呼很像戏文里的说词，稳妥起见，他立刻将投信之人抓了起来。 回到衙门，岳钟琪拆开信一看，原来是唆使他兴兵造反的内容，在给雍正的奏折中，岳钟琪说，“臣不敢卒读，亦不忍详阅，惟有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靓，烹食其肉。” 当时，岳钟琪很想立即审讯这个唆使他谋反的人，搞清楚情况，但又有一些犹豫，作为一个汉人，又标榜是岳飞的后代，身份很敏感，如果单独审问，没有人从旁作证，万一被人认为与罪犯串供，那就麻烦了。 于是乎，他特意叫来满人按察使，一同审讯。 这个投信的人，名叫张倬，是个硬骨头，无论怎样严刑拷打，他就是不肯透露是受谁的指使。 这个时候，岳钟琪耍了一个很卑鄙的花招。 他佯装与张倬一起赌咒发誓，说我身为岳武穆的后人，特别痛恨满洲人，真的想起兵造反，之前对你严刑拷打，主要是为了考验你的真假，现在我相信你了，我们一起盟誓，如果我说了假话，全家死光。 张倬本质上是个儒生。 听到这话，他立马信以为真，然后就供出了幕后主使，湖南的一个儒生，叫曾静。 读岳钟琪的历史，这一幕与他对年羹尧的那一幕，让老黑同样印象深刻。 豪杰真英雄，对朋友，永远做不出那样决绝的事，同样的，为了表一个忠心，更不可能做这等卑鄙之事，不惜拿全家人性命来发毒咒。 雍正为帝，阴暗的时刻很多。 得知岳钟琪为了套出曾静这个逆贼，发了那样的毒咒，雍正“有意思”，他在朱批中虚伪地说：“此等盟誓，消灾灭罪，赐福延生。”意思是说，岳钟琪你不必有心理负担，你发全家死光光的毒咒，那是你的忠心，不仅不会带来祸事，还会有很多福气。 这印证了一句话，信口雌黄，在小人物是可笑，在大人物就是可怕了。 雍正为帝，除了这一点可怕，还有更可怕的一点，那就是好时他能对你好的失态，一旦翻脸，他会对你坏的变态。 他对年羹尧是这样，对岳钟琪也是如此。 有一种说法，雍正后来之所以没有处死曾静、张倬，就是为了顾忌岳钟琪发过的毒咒，他不杀这两人，岳钟琪发过的毒咒就灵验不了。 每当看到这样的历史细节，老黑都不寒而栗。 不过岳钟琪命还算好，在雍正手底下，虽说“犹作封侯梦一场”，总归保住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