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王光美已病重至临终。本是悲伤凝重之际，她却突然朝女儿抱拳作揖，虚弱的说：“拜托”。女儿哭着称 “受不起”，这般反常的举动、让人诧异不已。 2006年10月13日凌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的病房内，85岁的王光美躺在病床上，气息微弱，意识却异常清醒。 她努力抬起手，用尽最后的力气向身旁的女儿刘亭抱拳作揖。刘亭哭着握住母亲的手，哽咽着说道：“妈妈，您别这样，我受不起，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染湿了她的面颊。 王光美，这个名字与中国革命、现代科学和公益事业紧密相连。 出生于1921年的王光美，从小便被寄予厚望。 她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王治昌是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母亲董洁如是天津盐商巨贾的千金。这样显赫的家世让她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她聪慧好学，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佼佼者。1939年，她考入辅仁大学物理系，专攻原子物理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女性能取得如此成就者寥寥无几，她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学术道路的光辉前景本该属于她，但命运却让她走向另一条道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接到一纸调令，被邀请加入中共代表团担任翻译。当时，她已收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本该赴美深造。 然而，她深知国家需要人才，毅然决定放弃出国机会，加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她的这一选择，改变了她的未来，也将她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1947年，王光美来到延安，在枣园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刘少奇。 那时的刘少奇已经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而王光美初到延安，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她带着忐忑的心情去向刘少奇请教时，发现这位革命家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两人的相识看似偶然，却注定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 不久后，王光美加入了刘少奇的工作团队，与他朝夕相处，感情渐渐滋生。 1948年，王光美与刘少奇在西柏坡低调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宾客，甚至连戒指也没有。他们只用一个简单的蛋糕，和周围的同志们分享了这份喜悦。婚后，王光美不仅是刘少奇的妻子，更是他最得力的助手，陪伴他出访各国，进行革命与外交工作。 然而，这段看似幸福的婚姻，在文革的风暴中支离破碎。 刘少奇被打倒，饱受非人折磨，而王光美也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12年。 文革时期的中国充满了动荡和苦难，王光美和家人被迫分离。刘少奇曾劝她带着孩子离开，但她却坚定地说：“我们永远是夫妻，不能分开！”在最后一次见面中，刘少奇对她轻声说道：“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一句简短的话，成为她支撑下去的精神力量。 1978年，王光美出狱后，积极为刘少奇的平反而奔走。在这个过程中，她见证了国家逐步走向拨乱反正，也将个人的命运重新融入到国家的改革中。 1980年，刘少奇的冤案得以平反，党和人民还他清白。王光美带着子女迎回了刘少奇的骨灰，并按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入黄海。这一刻，她泪流满面，却又释然——她知道，丈夫终于可以安息了。 晚年的王光美并没有选择安享生活，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幸福工程”的公益事业中。1995年，在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的邀请下，她成为“幸福工程”的首任组委会主任。 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帮助贫困母亲，通过提供贷款、技能培训和医疗支持，让她们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独立。那时的她已年逾古稀，且长期忍受癌症的折磨，但依然亲赴全国各地，探访贫困家庭，为项目争取资金。 在一次走访中，她冒着大雨来到甘肃一个偏远山村，见到一位贫困母亲正在照顾卧病在床的婆婆。对方家徒四壁，愁容满面。王光美握着她的手，耐心倾听她的诉说，并鼓励她通过“幸福工程”的支持重拾生活的信心。这一份温暖，让无数贫困母亲看到了希望。 为了筹集善款，王光美甚至将母亲留给她的6件珍贵瓷器拍卖，所得的56.6万元全部捐给了“幸福工程”。她的付出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她以实际行动感染了无数人。 11年间，“幸福工程”在全国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直接帮助了15.4万户贫困家庭，间接惠及人口近70万。 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王光美仍然牵挂着这些贫困家庭。当她的病情加重，无法再工作时，她把“幸福工程”的责任交给女儿刘亭。 刘亭在母亲的感召下，辞去美国的高薪工作，回国接过了这份重任。她说：“妈妈，您放心，我一定替您把这件事做好。”王光美听到这句话后，用尽力气抱拳作揖，以此表达感谢。 她的这一举动，包含了太多的情感——既是对女儿的感激，也是对“幸福工程”的托付。 王光美的一生，是坎坷的，但也是光辉的。从枣园的相识到花明楼的深情，从文革的苦难到“幸福工程”的坚持，她始终用行动践行了她的信仰。她离开了，却留下了一份爱与责任，感动了无数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