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慈禧震怒，派曾国藩前去彻查。不料，曾国藩拖延数日才动身，审讯时也是一言不发。主审官员密报慈禧：再查大清就完了。 作为刚刚上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原本希望通过一场盛大的军事演练来展示自己的威望，然而，天公不作美，原定于21号的演练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推迟。第二天，演练如期举行，而马新贻也来到校场检阅士兵，正准备检查射箭训练的成果。 演练结束后，正当他准备离开时，意外发生了。一名男子突然跪倒在马新贻面前，开始大声喊冤。这名男子是王咸镇，一位来自马新贻故乡的武生。在众目睽睽之下，马新贻命令士兵暂时将其带下，然而在这一混乱的瞬间，另一个身影突然冲向了马新贻。 未及反应，凶手手中的刀刃已刺入了马新贻的胸口。现场一时陷入了极度混乱，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凶手在刺杀后并未试图逃跑，而是平静地自报家门，声称“刺客是我张汶详！” 事件发生后，朝廷迅速采取行动。马新贻的死不仅打击了地方政权的威信，也引发了慈禧的愤怒。毕竟，马新贻是她亲自任命的总督，而这样的刺杀显然是在挑战她的权威。 事态紧急下，朝廷紧急任命曾国藩为新的两江总督，并由江宁将军魁玉暂理政务。魁玉立刻督促相关官员加紧审理此案，同时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安全。 魁玉接到皇命后，立刻展开了对张汶详的提审。张汶详的回答显得狡黠且故意回避问题，导致魁玉在激怒之下命令严刑逼供。尽管张汶详身受重刑，仍坚称无罪，请求以死明志。 魁玉对张汶详的刚硬态度感到无奈，只好先将其送回牢房，同时派人深入调查其背景。调查结果显示，张汶详并非无名之辈，而是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麾下担任将领，并多次参战。这一发现使魁玉大为惊讶，随即命令将张汶详的家人全部逮捕，试图以此作为施压手段。 得悉家人被捕，张汶详最终松口，虽未直接透露背后是否有其他势力，但他透露的信息足以令在场的审问官员震惊，书吏也因内容敏感而迟迟难以书写。 此时，历史上的庐州知府马新贻，因庐州战役的失败而被俘，但因隐瞒身份，未被张汶详认出。二人间的亲兵时金彪，与张汶详是同乡，两人一时兴起聊起家常，马新贻因此得以逃脱。 尽管此事未被公开，但马新贻的行为已经损害了朝廷的尊严。事后，马新贻因政治背景复杂，得以留任知府，这背后或许与慈禧太后有关。庐州战役失败后不久，江宁战役中湘军居功至伟，但最终两江总督之位却意外落到马新贻头上，这在政治上引起了广泛的猜疑和不满。 由于马新贻的背景复杂，他的死也被猜测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马新贻的死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张之万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特赴江宁审理此案。 在审问过程中，张之万与魁玉审慎从事，因为他们清楚，此案背后牵涉的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官员的死，更关乎朝廷内部的权力平衡。 12月12日，张之万与魁玉提出奏章，指出张汶详曾是太平天国将领，后与海盗勾结，意图报复马新贻。尽管提供的证据不足，但此案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使得审理过程极为谨慎和困难。朝廷对此案的处理结果显示出了对张之万与魁玉的不满，随后指派郑敦谨接手审理此案。 郑敦谨于1971年1月启程前往江宁，他到达后不久便开始了连续两周的审理工作。尽管审问过程严谨，但最终并未有新证据浮出水面。此时，曾国潘尽管身为两江总督，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只是旁听，未曾主动干预或发表意见，显示出他对这场审判的消极态度。 在马新贻被杀前夕，江苏巡抚丁日昌与曾国潘有过密谈，此事引发了外界对丁日昌可能涉案的猜测。事后丁日昌被免职，但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其与案件有关。郑敦谨在审理过程中认识到案件的敏感和复杂，决定不深挖幕后真相，而是将焦点放在案件的合理结案上。 在他的最终奏折中，郑敦谨将凶手描述为受海盗指使的单独行动者，这种描述既模糊了具体责任，也避免了直接触及深层次的政治敏感问题。他还提议对凶手施以极刑，以平息公众和朝廷的怒气。 朝廷在3月底接受了这一奏折，并在4月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尽管郑敦谨成功使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他本人却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失望，并在完成奏折提交后选择了离开江宁，声称病重，拒绝返回京城继续任职，结束了自己的官场生涯。 马新贻死后，关于其死因的流言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有说法称其与湘军的紧张关系是其被杀的直接原因，因为他曾试图解散驻守江宁的湘军，触动了这支军队的利益。此外，还有传言称张汶详的妻子与马新贻有染，张的行为可能是出于个人复仇。 参考资料：黎东方著. 《黎东方讲史 细说清朝》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