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透露：周总理追悼会前十分钟，汪东兴下达一个高度机密任务 1972年，周总理在74岁高龄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两年后又发现罹患结肠癌。面对病魔的侵袭，周总理未曾有片刻懈怠，反而更加投入到国事工作中，力图为国家贡献更多。 1974年5月29日的一次看似普通的会晤中，周总理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在北京会见了毛主席。这次会面后来被认为是毛主席与周总理最后一次在工作中的深度交流。 在那天晚上的会见结束后，周总理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静静地站在毛主席书房的门口，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毛主席送别拉扎克后，两人目光相交，周总理深知这可能是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长时间交流，他伸出手去，毛主席也热情地与之握手。这一握手，成为了两位老朋友和战友之间深情而沉重的告别，也是摄影师所捕捉到的历史瞬间。 不幸的预感很快成为现实，三天后的1974年6月1日，周总理因健康恶化住进了305医院。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周总理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直至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理的去世，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深切的悲痛中。 治丧期间，中共中央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被任命为安全组负责人之一，他与众多同僚一道，小心翼翼地处理与总理相关的一切事宜。 当周总理的灵车从医院缓缓驶向八宝山火化场的那一刻，整个北京的街道上群众自发排成长队，表达他们对周总理的哀悼与敬意。这种场面的秩序井然，体现了人民对周总理深厚的敬爱。 随着1月14日周总理遗体的火化完成，周总理的骨灰被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象征着他生前未竟的祖国统一愿望。此后不久，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 为应对预期中的大批悼念人潮，警卫处的工作人员提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追悼会的开始时间原定在1月15日，但在最后一刻，警卫处接到了来自汪东兴的紧急命令，要求在人民大会堂内另外两个厅江苏厅和台湾厅，进行必要的安排，以备毛主席可能的到来使用。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追悼会的时间被推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调整计划，同时内心充满了期待。 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追悼会从始至终未见毛主席的身影。参与者和市民对此感到困惑和失望，但他们的情绪并未影响到追悼会的严肃和庄重。 会后，人民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聚集了大量不愿离去的市民，他们的停留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公安和警卫处的人员逐步劝导他们离开。 周总理生前的愿望是将其骨灰撒于祖国的江河湖海，表达其对国家的深厚情感。为了实现这一遗愿，周总理的骨灰被交给了空军司令张延发，以便通过空中方式完成这一祭奠活动。 在处理周总理追悼会的同时，相关人员和毛主席的健康状态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据周围工作人员透露，在周总理去世后不久，毛主席便接到了噩耗，尽管他早有心理准备，但仍旧无法掩盖自己的悲痛。 1976年1月14日，负责葬礼事宜的同志特意向毛主席汇报了追悼会的准备情况以及悼词的草案。毛主席在听过悼词后情绪激动，不禁泪流满面。这种情感爆发，在他的晚年并不多见。 周总理不仅是他的长期战友，也是他在政治和个人生活中极为信赖的伙伴。毛主席对周恩来的去世感到深深的哀痛和失落，他的反应异常强烈。 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毛主席一度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在心情极度低落的状态下，他告诉周围的人：“我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尽管许多人期望他能够出席追悼会，毛主席自己内心也极力想要亲自到场，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负担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追悼会当天，毛主席的状态依旧不佳。整日里，他几乎没怎么说话，情绪低沉到了极点。他尝试通过埋头批阅文件和阅读书籍来分散注意力，但显然这样的努力并未能使他从深深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即便是身边的医生和秘书的劝说，也未能让他从沉痛中恢复过来。这一天，对毛主席来说，是极为不易的一天。 参考资料：丁小丽，刘爱章著. 《周恩来》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