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起兵反奉，下令将拒绝参与的四个师长及三十多个军官枪决，经人劝阻后，这些人被送到了天津李景林处关押。 1925年11月21号那天，郭松龄一拍大腿，决定跟奉系老大张作霖唱对台戏，直接起兵造反。他还下了死命令，说谁要是不跟他一起干，四个师长加三十多号军官，那就得吃枪子儿。不过还好，有人拦了一把，这些家伙才没被当场“报销”，而是被打包送到了天津李景林那儿，享受起了“豪华”拘留服务。 说起来，那时候奉军人数虽多，四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但张作霖的铁杆粉丝也就二十万出头。郭松龄手握七万精兵，还是奉军重炮的六成掌门人，虽然名义上只是个副军团长，可张学良对他那是百分百信任，大权几乎全落他手里了。 结果，直系那边的孙传芳不按套路出牌，奉军在江苏、安徽被追得满街跑。张宗昌带着队伍往南冲，一到徐州就被孙传芳打了个屁滚尿流。张作霖这下急眼了，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一边忙着给孙传芳送秋波求和，一边又叫郭松龄带着部队，和李景林、张宗昌这两位老兄联手，准备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不过呢，郭松龄这家伙，早就跟冯玉祥、李景林偷偷搞了个“三巨头反奉小分队”。张作霖也不是吃素的，感觉不对劲儿，立马喊郭松龄来奉天喝茶聊天。郭松龄一看大事不妙，脚底抹油，趁着夜色坐火车溜回滦州，还打着“张学良大将军”的旗号，让手下各路兵马往滦州跑。 到了第二天大中午，郭松龄整了个军事大会，一百多号军官济济一堂。他穿着一身军装，那气场，杠杠的，周围站的都是端着枪、子弹上膛的保镖。郭松龄掏出讨伐张作霖的“小作文”，让大家签字画押。虽说大部分人都乖乖签了，但还是有三十多个刺头不买账，比如第五师的赵恩臻老大、第七师的高维岳大哥、第十师的齐恩铭兄弟，还有第十二师的裴春生兄弟。这几个，跟张学良铁得很，根本不把郭松龄放眼里。 郭松龄瞅着裴春生，问了句：“裴师长，您这是咋回事，咋就不签呢？”裴春生背着手，一脸苦瓜相地说：“我这人五大三粗的，写字这事儿，真心玩不转。” 郭松龄脸色一沉，琢磨了一会儿，开口说：“福棠、子钦、佐臣、振东，你们几个要是想当忠臣，那我也不拦着，先去歇会儿吧。” 卫兵一听，立马把这些不签字的主儿给“放假”了，直接带出去“凉快凉快”。赵恩臻他们四个师长被关进了一间小屋，那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 郭松龄一看，留下的都是自己人，心里那叫一个美，赶紧招呼亲信魏益三、刘伟、霁云他们，商量起了具体怎么动手。会议正开得热火朝天呢，突然有人报告说，姜登选坐的火车到滦州车站了。郭松龄一听，眉头一皱，他和姜登选那可是见面就掐，立马派人把姜登选给“请”了过来，跟赵恩臻他们做起了“邻居”。赵恩臻他们一瞅见姜登选，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连忙嚷嚷：“督办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享受’单间待遇呢？” 姜登选苦笑了两下，脑袋跟拨浪鼓似的直摇。到了夜里，郭松龄派人把姜登选给“转移阵地”了。那四个师长一看，心里头那个忐忑啊，简直能给姜登选编个“惊险记”了。 郭松龄这边呢，把手下的队伍一分为五，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这几位，摇身一变成了军长大人，邹作华更是厉害，参谋长兼炮兵司令的帽子都戴上了。然后，郭松龄带着七万大军，那叫一个威风凛凛，直奔山海关而去。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地吩咐了一声，把姜登选给“送走”了，尸体嘛，就地找了个河套，给“安排”上了。郭松龄琢磨着要把赵恩臻他们三十多个军官也给“咔嚓”了，可邹作华跳出来说：“人家不签字是没错，但也没干啥出格的事儿，不如打包送到天津李督办那儿，让他帮忙看着，等打完仗再收拾他们。” 郭松龄一听，觉得有理，就让张副官带着一帮子士兵，跟押送犯人似的，把赵恩臻他们给“护送”到天津去了。 路上，赵恩臻他们好奇心泛滥，问张副官姜登选哪儿去了。张副官那张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蹦出一句：“姜督办？早就‘拜拜’了，尸体就地一埋，成了河套的‘守护神’。” 赵恩臻他们一听，吓得魂儿都快飞了。 到了天津，李景林倒没给他们小鞋穿，找了个大院儿让他们安顿下来。这姜登选啊，在奉系将领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跟李景林也铁得很。一听姜登选没了，李景林那叫一个惊讶，立马给郭松龄发电报，说要姜登选的尸体。郭松龄心里头一百个不乐意，但也得装大方，答应了。于是，李景林派人把姜登选的尸体接回天津，好好安葬了。郭松龄带着他那七万大军，一个个还穿着短袖短裤呢，但人家心里有底，为啥？因为七万套暖和和的棉军衣在天津等着打包发货呢。他琢磨着，等攻下山海关、锦州，棉衣就能穿上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