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同志曾在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期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虽然是军队的一把手，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华国锋同志在军队的经历并不多，而他有限的军队经历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之前的抗日战争时期。 华国锋的抗日活动始于他的学生时代，他在各种形式的爱国运动中显现出领导和动员的才能。1934年，当全国掀起抗日浪潮时，华国锋就在家乡交城积极参与了抵制日货的行动。 他不仅自发组织同学们参与，还亲手制作抗日传单，利用复写纸将这些传单在本地古庙会上进行散发，有效利用了当地的文化活动来扩散抗日信息。 1936年，华国锋听闻达尔罕草原百灵庙暴动的消息，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抗日信念。他所在的交城商科职业学校及其师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指导下，通过演出戏剧来宣传抗日和筹集抗日资金。 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华国锋的抗日行动更加积极。他经常前往东关的一家商号，听取最新的战事广播，再将这些重要信息传达给群众和学生，从而激发和维持他们的抗日情绪。 同年10月至11月，随着日军的迅速推进和暴行，交城被迫形成了游击战争的抗日态势。华国锋与他的几位同学决定加入到抗日游击队中，他们不仅参与了武装斗争，也继续进行抗日宣传。 特别是在一次夜间行军中，华国锋发现了敌人诬蔑八路军的标语，他立即用行动纠正了这一不实之言，并亲手在墙上改写和增加了几条激励人心的标语，有效地提升了当地民众的士气和对抗战的信心。 晋西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被委派回交城县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主要负责群众动员与地方武装组织。1940年，华国锋担任交城县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主任，该组织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壮大，成为当地抗日活动的核心力量。 华国锋在任期间，为适应抗战需求，推动交城县政治、军事及文化的全面发展。在他的倡议下，1940年以来交城县相继成立了工人救济会、农民救济会及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众的抗日意识和参与度。 1941年末，应战时形势的需要，交城县被分为交东和交西两县，以便更有效地组织和指挥抗日斗争。 华国锋特别重视宣传工作，自1941年起担任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他认为坚实的宣传工作能够有效提升民众的战斗士气及参与度，因此大力推动报纸通讯，确保信息的及时传播和反映地方斗争状态。 在抗战期间，华国锋的文章频繁揭露日军暴行，表扬地方抗日英雄，增强民众对抗日战争的信心和决心。例如，他在报纸上报道了地方民兵与日军作战的详细情况，如民兵成功击退日军的多次企图，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地方生产自给自足，支持抗战。 此外，他还关注文化教育和公共卫生，推动文化娱乐活动和群众卫生运动，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及文化水平。 战后，华国锋继续发挥其在宣传和组织方面的能力，助力交城县战后重建和发展。他对交城县宣传部的建设有重要贡献，使之成为模范宣传部，其培养的通讯团队在晋绥地区享有盛名。 1942年9月，日军侵占了距小娄峰西12.5公里的芝兰扎地区。面对紧迫的军事压力，华国锋组织民兵进行了多项防御措施，如站岗放哨、搜查敌探，并采取了坚壁清野、埋雷设伏等战术以阻击日军。 到了1943年冬季，华国锋在小娄峰地区开始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并进行了村政权的改选，这大大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同时，他还倡导开展冬季学习，推动群众文化教育和识字活动，增强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 在文化战线上，华国锋的支持使得小娄峰和睦联坡的民众自发组织成立了剧团，名为小睦剧团。这些剧团最初缺乏足够的表演道具和设备，但在华国锋的帮助下，剧团得到了必要的支援，如铜锣镲等乐器和粮食供应。此外，华国锋还派遣文艺爱好者常驻剧团，协助演出活动。 剧团通过表演如《反“扫荡”》《反迷信》《革命挑菜》等节目，教育和启发了广大观众，弘扬了抗日精神。这些节目不仅娱乐了群众，也提供了战斗教育，尤其是通过《埋爆炸》《妇女学爆炸》等剧目，解除了民众对地雷的恐惧，增强了地雷战的实战能力。 1944年，八路军一个供给处进驻睦联坡，华国锋协调供给处提供更多支持给剧团，包括军装、幕布等。此外，针对当时社会对女性参与公共活动的偏见，华国锋特别指导剧团开展思想工作，鼓励妇女加入演出。 到了1945年，小睦剧团不仅在地区内获得广泛认可，还在晋绥边区的文艺会演中荣获第一名，并被评为“剧运急先锋”。华国锋在《抗战日报》上撰文介绍剧团的经验，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 参考资料：李茂盛，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山西通史 人物 当代 下》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