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质问万里：“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经济的责任制形式，还是“单干”？究竟姓“社”还是姓“资”？万里说：“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如果说分田单干意味着集体经济瓦解，退到农民个体所有和个体经营的状况，那么，包产到户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它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最终，包产到户在安徽上了“户口”。 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圆满落幕，中共中央敏锐地洞察到合作化进程中涌现的种种问题，为此，精心策划并在1956年至1957年间，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旨在整顿与巩固合作社的大规模行动。在这场行动中，建立健全农业经营管理制度被置于核心位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包”责任制这一构想，并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可与推崇。 1957年9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的正式颁布，包工、包产、包财物的“三包制度”被明确为必须普遍推行的管理举措。文件强调，生产队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既要建立集体的生产责任制，也要确立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采取“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多种形式，甚至鼓励“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以充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进入人民公社化时期，党中央更是大力倡导“三包一奖”责任制，通过《农业六十条(草案)》明确提出，农业生产要实行这一制度，并严格要求“建立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确保责任“有的到组，有的到人”，从而实现精细化管理。 在各地积极响应并落实责任制的过程中，“三包”制度也经历了不断的探索与“修正”。例如，1956年在四川江津、浙江永嘉等地，农民们勇于突破包产单位的传统限制，大胆尝试包产到户的新模式；到了1959年，包产到户现象更为活跃，江苏部分地区更是将所有农活全部包到户，少数地方更是全面或局部实现了农作物包产到户； 在湖北省鄂西宣恩县，一些乡村甚至进行了“土地下放”，进一步推动了“包产到户”的实践；而甘肃的部分地区，则将大部分农活乃至全部农活包干到户，集体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被取消或大幅减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更是将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为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回溯至1955年底至1956年初，中国大地从南至北，到处洋溢着进入高级合作社的热潮，农业合作化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国。然而，高级社在模仿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公有化程度过高、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分配上“吃大锅饭”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56年春，浙江永嘉县的一批农业干部挺身而出，他们深入基层，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力图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这段历史，虽因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幸运的是，由浙江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农业局、县档案馆联合编纂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一书，将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生动描绘了那段艰难而充满探索的历程，与亲历者戴洁天的回忆不谋而合。 再看华西村，其发展历程同样充满了创新与突破。吴仁宝，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利用华西村的企业平台，成功涉足国家长期垄断的烟草制造业，特批出“华西村”牌香烟，通过淮阴卷烟厂生产、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仅在1995年前后，就为华西村带来了约2000万元的纯利润，而华西村未投入分文。1999年，华西村更是开创先河，成为中国首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通过发行3500万股股票，筹集资金2.9亿元。2002年，吴仁宝又斥资12亿元，在河北唐山兴建了年产量高达120万吨的“北钢”，展现了其非凡的商业眼光和胆识。 “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吴仁宝从不避讳谈论他的政治经济学理念，“这一点华西村始终坚定不移。”的确，华西村与天津大邱庄的“北大南华”之称，不仅因为两者发展模式相似，更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强势且富有政治智慧的领导者，以经营企业的思维来治理乡村，通过发展重工业迅速积累财富。然而，与禹作敏的骄横不同，吴仁宝在处理与地方政府关系时显得更为圆润和智慧，赢得了江阴地方官员的一致好评：“吴仁宝在官场上很少树敌，即便是镇里的领导到访华西，他也从不因对方职位低微而有所轻慢，这与禹作敏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