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0岁的茅以升偷偷瞒着家里的妻子和6个孩子，与21岁的权贵云坠入爱河，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直到病危时，病床前空无一人，六个子女均未到场。弥留之际，他忍不住放声痛哭：“报应啊，这都是我的报应。” 茅以升在18岁那年，经父母之命与戴传蕙订婚，并很快在家长的安排下步入婚姻的殿堂。婚礼当天，茅以升赠给戴传蕙一本《浮生六记》，这本书不仅象征着他对婚姻的期望，也寄托了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然而，茅以升当时尚未预见到未来生活的跌宕起伏。 茅以升的学业未完成便匆忙赴美深造，直至1920年他从美国归来，已是唐山交通大学的教授。这段时间内，戴传蕙在国内独自抚养初生的长子茅于越。 一家人的团聚并未持久，茅以升的工作常常要求他四处奔波，这对于家庭生活带来了诸多挑战。戴传蕙为了维系家庭的完整，无论搬家多少次都无怨无悔地随夫迁徙。 茅以升的职业生涯充满波折，从南到北，搬家次数多达30余次。戴传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孩子们的母亲、茅以升的坚强后盾，同时还要管理琐碎的家庭事务。 每一次搬家，她都要独自一人完成找房、打包家具、为六个孩子办理学校手续等繁琐任务。尽管生活充满艰辛，戴传蕙始终以其特有的温婉坚韧支持着家庭，为茅以升的职业提供了坚实的后方。 1933年，茅以升从天津北洋大学调任至杭州，参与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和建设。钱塘江以其激烈的潮流和深厚的河床泥沙而闻名，使得桥梁建设成为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便是外国工程师也对此望而却步。然而，茅以升不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详细研究了钱塘江的水文地质条件，并设计了一系列创新的工程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些挑战。 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茅以升的工作强度极大增加。他常常需要在半夜赶到工地解决突发问题。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对他的健康和家庭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尽管他的妻子，戴传蕙，深知丈夫的才华和对桥梁建设的执着，但她也无法避免对他安全的深切担忧。 1937年，钱塘江大桥终于建成。这座桥不仅是茅以升职业生涯的巅峰，也是中国现代工程技术的一大里程碑。然而，这份成就并未长久维持。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为防止日军南下，这座象征着中国工程成就的大桥被迫炸毁，茅以升对此感到极大的心痛和无奈。 战争结束后，茅以升于1946年返回钱塘江，负责大桥的修复工作。在此期间，他邂逅了权桂云，这段晚年的感情让他一度忘却了对家庭的责任。 这段感情最终导致了戴传蕙深深的心灵创伤，她在支持丈夫和家庭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背叛。 茅以升的坦白虽出于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运动和政策影响，但对于戴传蕙而言，这却是彻底的打击。 在36年的婚姻中，她始终是丈夫的坚强后盾，面对生活的不易和颠沛流离，她一直以温柔的坚持和无怨的支持作为自己的信条。而茅以升的背叛，无疑是对她多年付出的极大否定。最终，在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和心理煎熬中，戴传蕙于1968年去世。 戴传蕙的逝世使茅以更加坚定地要将权桂云及其女儿带入自己的生活。尽管知道这一行为可能会引起家庭纷争，茅以升还是决定这样做，希望以此弥补过去对权桂云的亏欠。 此决定激化了与六个子女的关系。茅以升的孩子们无法接受父亲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就做出如此决定，特别是长子茅于越，他甚至宣称如果权桂云一步入家门，自己将永不归来。子女们普遍认为母亲的去世与父亲的行为不无关系，对权桂云的加入感到难以接受。 在长子的带动下，茅以升的子女纷纷离家出走，表明他们对父亲选择的强烈不满。茅以升虽然理解孩子们的愤怒和失望，但仍希望通过将权桂云母女接回家中来修补过去的错误，企图用这种方式赎罪。 权桂云在进入这个家庭后，尽管获得了名分，但并未真正得到家庭的认同和接纳。面对家庭成员的排斥和冷战，她感受到极大的孤独和压力。为了减轻茅以升的负担，权桂云最终选择与女儿茅玉麟一同搬回老家，希望自己的离去能够为茅家带来和解的契机。 然而，权桂云的这一牺牲并未能改善茅以升与子女的关系，家庭裂痕进一步加深。尽管权桂云试图通过退一步来解决问题，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并未因此得到实质性的缓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权桂云也因长期的抑郁和压力患病，终因疾病离世。 茅以升在晚年时深感自责和无助，他的职业生涯虽然成功，但私生活的失败使他倍感孤独。在晚年的日子里，他经常忆起与戴传蕙的时光，并对未能保护家庭的完整深感愧疚。1989年，茅以升病重去世，最终只有小女儿茅玉麟在身边。 参考资料：《作家文摘》编. 《名人春秋》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