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北京西城一座简陋的小院里，一位干瘦、矮小的老人正襟危坐，手捧报纸，一字一句地阅读着。报纸上刊登的，是关于开国大典的纪实文章。这位老人，便是昔日风光无限的“民国四公子之首”、袁世凯的嫡长子——袁克定。 想当年，袁克定凭借父亲的权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出入官场，结交名流，生活奢华。然而，随着袁世凯的病逝和袁家势力的衰败，袁克定的命运也急转直下。他从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居无定所的落魄老人。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教育家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袁克定的困境。章士钊认为，尽管袁克定曾犯过错，但政府应宽大处理，给他一条出路。他建议让袁克定到他担任馆长的中央文史馆中担任馆员，以此谋生。 袁克定的晚年生活确实凄凉。据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回忆，她曾见过袁克定，那时的他已是一个干瘦、矮小、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头。他的生活极其简朴，甚至吃饭都只能吃窝窝头，但他却保持着一种怪异的习惯——用西洋刀叉吃窝窝头，这是他当年留学德国时留下的习惯。 袁克定出生于1878年，是袁世凯与原配于氏所生的儿子。他出生后不久，袁世凯的事业便开始蒸蒸日上，袁克定也因此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培养。他曾在清朝末年担任农工商部参议、右丞，踏入官场。辛亥革命后，他更是成为袁世凯的重要助手，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 然而，袁克定最为人所知的，却是他鼓吹帝制、撺掇袁世凯称帝的行为。在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克定开始鼓吹君主立宪制，并派人伪造《顺天时报》，只收录赞成帝制的文章给袁世凯看。他的这番举动，对袁世凯决心称帝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最终，袁世凯抵挡不住诱惑，宣布登基，袁克定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皇太子”。 然而，袁世凯的帝制梦很快便破灭了。云南起义爆发，蔡锷将军起兵讨袁，全国响应者不计其数。袁世凯又急又气，加上尿毒症发作，很快便去世了。袁克定自知犯下害父误国的大罪，从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袁家树倒猢狲散，袁克定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和地位。他靠着变卖家产为生，生活日渐困顿。抗战时期，他的家境更是败落至极，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华北沦陷后，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曾想拉拢他加入伪政府，但他却坚决拒绝，不愿做汉奸。 1948年，眼看袁克定家财耗尽，张伯驹将他接到了自己家。张伯驹是原直隶都督张镇芳之子，与袁克定有着深厚的交情。他见袁克定晚景凄凉，便伸出援手，将他接到了自己家中照顾。当时张伯驹家里每天客人盈门，各种名流谈天说地，但袁克定却从不参与。他没事就钻进自己的书房，看线装书和棋谱，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章士钊作为原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也想帮一帮袁克定。他给毛主席写信，说了袁克定在抗日时期的表现和晚年的窘境，认为应该对他宽大处理。毛主席在收到章士钊的信后，对袁克定的遭遇表示同情。他认为，尽管袁克定曾犯过错，但政府应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毛主席批示：要给出路，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元，资助袁克定的生活。同时，他同意章士钊的建议，让袁克定进入中央文史馆工作，以此谋生。 就这样，袁克定成为了新中国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他每月有了五六十块钱的收入，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张伯驹也在西城给他买了一间房，让他们一家住了进去，并继续接济他们的生活。袁克定在文史馆里度过了他的晚年时光，他积极参与文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工作，为国家的文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袁克定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坎坷。他从一个风光无限的公子哥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落魄老人；从鼓吹帝制、撺掇袁世凯称帝的“皇太子”变成了新中国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他的命运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起伏跌宕，但他在晚年得到了毛主席的关照和人民的宽容与接纳。这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与幸运，也是那个时代变迁的缩影与见证。 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感慨万分。袁克定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曾经拥有多少权势和地位，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必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只有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那段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与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