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一名脚戴镣铐的女子被官府判处死刑，她因杀害外国传教士即将被斩首。临刑前，一名英国人给她拍下了这张照片，从镜头中可以看出这名女子很不服气。

1895年，在福建古田县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古田教案”，这起事件的背后，是清朝末年国门被迫打开后，外国势力与本地民众之间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自此打开国门，尤其是沿海地区更是直接面对外国势力的文化和经济冲击。这些冲击在福建尤为显著，英国传教士纷纷涌入，设立教堂、传播信仰，与此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入中国的土地。然而，许多传教士的行径并非单纯的布道活动，他们当中有人利用传教的身份从事鸦片交易、强租民地、甚至霸占资源。这些行为无疑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反抗的情绪在福建省内逐步蔓延开来。 古田县地处福建腹地，即便在相对偏远的地带，教堂和洋教势力也逐渐扩张。据记载，当时在古田县有几十座教堂，信教教徒有数千人之多。然而，洋教传入并没有带来所谓的“文明开化”，反而加剧了当地民众的困惑与愤懑。传教士的异样打扮、言行以及对当地文化的排斥态度，使得洋教并未真正融入本土。更有甚者，部分传教士利用信仰之名从事经济活动，令百姓深受其害。长期的积怨终于爆发，1871年，古田民众集结反抗，拆毁了当地的几座教堂。然而，这次反抗并未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当地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直到秘密组织“斋会”在古田崛起，斗争逐步有了组织性和规模。 斋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白莲教的分支，虽然在信仰层面上有其宗教色彩，但斋会的实际目标则集中于对抗洋人及清政府中腐败的官吏。它逐渐成为当地百姓发泄不满、寻求公平的渠道。1895年，斋会领袖刘泳和郑准召开了一场会议，决心报复洋教在当地的横行霸道。8月1日，约200名斋会教众集结于古田的花山洋人住宅，展开了一场彻底的“复仇行动”。 当晚，斋会教众分成三组行动，一部分人负责闯入房间对住户实施攻击，另一部分人则进入仓库搜刮财物，余下的大部分人则在屋外摇旗呐喊，营造出威胁气势。面对斋会的暴力，洋人住宅内的住户毫无还手之力。两个年幼的英国女孩最先目睹了教众闯入，试图向里屋逃去，然而未等母亲打开房门，她们便被凶残地打死在棍棒之下。斋会成员柳久速、叶蝴蚨等人在住宅中堆积桌椅，并浇上热油点火，将整个建筑付之一炬，仓库内的财物被掠夺一空，外面的教众见到此情此景，不禁狂呼雀跃。 然而，这场名为起义的暴动，在杀戮和掠夺的场景中逐渐变质。愤怒的情绪引发的屠戮令事件失去了理智，导致11名洋人，包括知名传教士史荦伯在内被杀，几乎无人幸免。此番惨案发生后，英方迅速获知事件经过，愤怒的英国政府立即派遣使者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严惩斋会教众，以为无辜死难者讨回公道。为展示威慑，英国还派出“林纳”号、“底特律”号等五艘军舰抵达福州，向清政府昭示他们的决心。 在英国的严正交涉下，清政府不得不迅速应对，随即命令古田县令彻查教案，并下令大规模搜捕斋会成员。由于事态重大，英方要求派代表福州领事满思礼监督此案的审理过程，以确保“公平”。清政府面对英国的军事和外交压力，虽内心忿然，却无法不从，遂开始全面抓捕相关人员。最终，参与此次教案的近百名斋会成员被捕，其中领袖人物刘泳、郑准等26人被判处死刑，其余人员则被处以流放、充军或监禁等惩罚。然而，实际抓捕过程中，由于斋会成员早已四散逃亡，难以确凑齐所有涉事人，清政府在压力之下，只得草草定罪，其中不乏“杀良冒功”之举。 在斋会成员中，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毫无畏惧。临刑前，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坚毅，甚至带着些许不屑的神情，仿佛在向清政府、向英方，甚至向当时的不公体制无声抗议。他们视死如归，坚定地走上刑场，而其中也有一些被错捕的无辜者，因无从申诉，亦不得不随波逐流地赴死。原本期盼公道与尊严的古田民众，渐渐从愤怒的激流中冷却下来，战争带来的伤痛和流血，使他们愈发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 这起事件平息之后，清政府派出的新任福建督抚发布告示，要求斋会教众“开荤从善”，不再挑起类似的事端。然而，面对长期的压迫与贫苦，民间的抗争并非一纸告示便能平息。虽然洋教事件暂告平息，英国在此次教案的判决后并未再向清政府提出额外赔偿要求，以默认清政府的处理方式。然而，事实上，古田教案只是当时反洋教斗争的一个缩影。在全国范围内，类似的冲突不断涌现，规模较大的还有“天津教案”等事件，显示出民众对西方侵入和清朝统治下的屈辱现状的不满。 在这段历史中，古田的百姓从屈辱的积怨中奋起，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捍卫家园和尊严，但由于国家羸弱、清政府无力维持内外的平衡，他们的抗争被暴力镇压，甚至酿成了惨烈的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