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放弃显赫地位，毅然离开大陆， 面对高层挽留和众人劝阻，他为何如此坚决？多年后，梅贻琦日记中的一段话，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团。   （信息来源：2014-05-08国学网——梅贻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庚子国变爆发，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其中巨额的庚子赔款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这笔赔款，本是列强掠夺的产物，却在机缘巧合下，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篇章。   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这便是庚子赔款早期利用的方式之一。   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也为后来清华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梅贻琦，这位从清华学堂走出的学子，注定要与这所学校的命运紧密相连。   1931年，他接任清华大学校长，开启了长达17年的掌校生涯。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梅贻琦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和管理风格，将清华打造成了学术自由、思想活跃的圣地。   他尊重教授的学术自由，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营造了开放包容的校园氛围。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下，梅贻琦带领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南联大的历史，是梅贻琦教育理想的最好见证，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梅贻琦也从未放弃对教育的执着追求，龙云女儿的入学事件，更是体现了他对教育公平的坚持，不徇私情，一视同仁。   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时刻，庚子赔款的未来，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梅贻琦深知这笔款项的重要性，为了保护这笔珍贵的教育资源，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赴美，这并非是逃避，而是为了在更大的格局中，守护中国教育的未来。   抵达美国后，梅贻琦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积极参与中基会的运作，利用庚子赔款的利息，持续支持国内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   他订购大量学术期刊寄回国内，希望能为国内的学术发展提供帮助，尽管这些努力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梅贻琦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他始终心系祖国，从未放弃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支持。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梅贻琦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国民党希望将庚子赔款用于台湾的建设，各种机构和个人也试图从中分一杯羹。   但梅贻琦始终坚守原则，拒绝任何不合理的请求，他深知，庚子赔款的意义在于长期的文化教育事业，而非一时的政治利益。   他力排众议，坚持将这笔资金用于更有价值的教育投资。   最终，梅贻琦选择在台湾重建清华大学，这并非一个轻松的决定，他需要面对来自台湾当局的压力，需要协调各方利益，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所全新的大学。   但他没有退缩，因为他深知，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庚子赔款的意义在于传承文化，守护未来。   台湾清华大学的建立，是梅贻琦对庚子赔款的最终诠释，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所大学的建设中，从选址、规划到师资引进，他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   他将庚子赔款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没有丝毫的私人挪用，他清贫的生活，与他所管理的巨额资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每月300美元的微薄薪水，甚至无法维持妻子在美国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补贴家用，这并非是故作清高，而是他内心深处对教育事业的纯粹和执着。   梅贻琦去世后，人们在他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发现了详细的基金账簿，每一笔款项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他没有任何个人财产，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的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他的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奉献，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什么是真正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