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时期吴国将军孙武，因此《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孙武的祖籍在齐国乐安，后来流亡到吴国。在伍子胥的举荐下，孙武向吴王阖闾进呈了自己所著的《孙子兵法》，因此得到了吴王阖闾的重用。后来孙武率领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都城，几近覆亡楚国。

《孙子兵法》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兵书，它成书于春秋时期，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孙子兵法》比西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要早约2300年，因此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现存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其内容博大精深，逻辑缜密严谨，素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战争观

孙武十分重视战争问题的研究，指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而主张对待战争必须“慎之”、 “ 警之 ”，提倡“ 安国全军之道 ”(《 孙子·火 攻》)。“慎”，是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警”，则是要加强战备，增强实力，要求“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 为了探求预知胜负的途径，孙武正确地阐述了战 争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因素及相互的辩证关系。他将客观因素概括为道、天、地、将、法“五事”，居“五事”之首的“道”既指修明政治(“修道而保法”)，也包括争取民心(“上下同欲”)和振奋士气 (“并气积力”)。他高度重视政治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触及到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吴楚之战时，孙武以“民劳，未可，且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劝阻吴王暂缓攻楚，更进一步表明他意识到爱惜民力、争取民心的重要意义。他也十分看重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九地》)。他论述军事实力，注意到了经济因素，提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孙子·形》)，从土地、物产、兵源推算出军事力量的强弱。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载，他预测晋国六卿政治命运，也是通过对六卿实行的亩制大小、税率轻重、养兵多少作出判断的。他用“形”表示客观存在的军事实力，“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象地说明了其内涵和作用。他还充分肯定了主观能力的发挥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计》)即通过主观努力，能动地创造和运用有利的态势。 　

战略思想

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 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孙子·谋 攻》)，从而提出了不以直接交战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的“全胜”战略。他称不战而胜为“全”，战而胜之为“破”。主张对于国、军、旅、卒、伍，“全”为上，“破”次之。为达全胜目的，在战略谋划上要胜敌一筹，“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孙子·计》)；在力量对比上要处于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在战争准备上要周到细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形》)；在实行方式上则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谋攻》)。总之，要求达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谋攻》)。

作战指导思想 在作战指导上，孙武主张积极进 攻。在实施战略进攻时，要秘密决策，“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隐蔽准备，“形人而我无形”(《孙子·虚实》)；突然袭击，“敌人开阖 ，必亟入之” (《孙子·九地》)，“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同前)；打敌要害，“先其所爱，微与之期”(同前)；大胆深入，“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同前)；速战速决，“兵贵胜，不贵久”(《孙子·作战》)。在进攻作战中，孙武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是基于对当时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后勤供应的分析作出的抉择。因为“相守数年”的战争，“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孙子·用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一旦“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作战》)。又因为在后方供应上，“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而要求“因粮于敌”(同前)。孙武强调进攻，但也不忽略防御，认为“不可胜者，守也”，要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以求“自保而全胜”(《孙子·形》)。如果兵处劣势，还应“逃之”、“避之”，以保存军力。

对于作战谋划，强调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先 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形》)，要看到地有“六形”，法有“九变”，谍有“五间”、将有“五危”、“六过”等。作战指挥，强调争取主动权，要明利害、识众寡、辨分合、察虚实、善专分。战术运用，要示形惑敌，奇正多变，因敌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