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刘伯承元帅导泸顺起义成功后，立即着手建立了泸州纳溪军政学校。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首次将军事训练与学术教育相结合的尝试。 此后，无论是在长征途中担任红军大学校长，还是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各个阶段，他始终坚持军事教育的重要性。 1950年，毛主席发来电报，请求刘伯承回京筹建陆军大学，刘伯承立刻响应。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刘伯承深知现代军队建设对于高级军事干部的培养的重要性。 得知中央计划成立一所培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刘伯承主动放弃了西南行政长官的职务。 很快，中央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并决定在南京成立军事学院，位置选在了前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及国防部的旧址。 刘伯承被任命为该学院的首任院长兼政委。 他对学员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和优待。 他认为当学生就应该体会学生的生活，因此将学员的座椅从皮沙发换成了硬凳子。 学院的日常管理也极为严格。 刘伯承亲自参与学院的日常点检，包括学员宿舍的卫生检查，即便在视力受损的情况下，他依然严格要求每个细节。 1955年，当时正值刚授衔不久，按计划在学院为苏加诺举行欢迎仪式。 尽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但刘伯承坚持要在户外进行，不愿意改变计划。 他和陈毅元帅一同冒雨欢迎苏加诺。 这种举动赢得了在场所有人深深敬意。 刘伯承还特别注重军事教育内容的实用性。 他反对机械地照搬外国经验，特别是苏联的军事教育模式。 刘伯承强调，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和改革教学内容。 在他的推动下，学院采纳了苏联教材，但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加以中国化。 在学员的培养制度上，刘伯承也根据反馈进行了改革。 学员普遍反映“六小时一贯制”过于繁重，他便引入了午间点心时间，并调整了课程时间。 在考试制度上，他减少了考试的频率，同时增加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考核内容。 经过6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刘伯承在1956年因健康原因请求退休。 办学时候特别注意的就是避免教条主义，我党有着多次教训。 在20世纪30年代，党内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模仿和照搬，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未能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虽有研究，却未能深刻把握其核心观点，结果简单地套用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虽然必须，但应当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 此后，红军在长征途中以及多次反“围剿”战役中的一系列失败。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成为转折点，会议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这一变化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至关重要。 1938年，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明确指出必须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 然而，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仍然享有较高的威信，王明仍以此为依托，其错误的言论和主张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在抗战初期的一些地区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而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深刻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将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建立新中国之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 党的理论探索在1950年代后期取得了初步成果，提出了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思想。 然而，这些正确的理论并没有得到持续的贯彻。 19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这些政策的实施，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片面理解。 同时，以突击运动为主的工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认为是推动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有效策略。 动荡时期，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978年5月，《理论动态》杂志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其解释和推动实践的能力，而不是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这一错误方针，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 参考文献：[1]史全伟.刘伯承:历经险境出重围[J].湘潮,2024(6):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