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郭沫若与三个妻子的子女图，他与后两任妻子皆生育了众多子女，唯独与原配无一子嗣，所以，这张图看起来有一种巨大的失衡感。 1912年底，郭沫若在哥哥的资助下前往日本留学，开始了他的学术与文化旅程。留学期间，他的思想和艺术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锤炼，这段海外学习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和历史观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日本期间，他接触了广泛的思想文化。 尽管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备受推崇，他的个人生活却饱受争议。首先是他与第一位妻子张琼华的关系，这是一桩典型的旧式包办婚姻。婚后仅五天，郭沫若便离家出走，追求更广阔的学术与文化天地，从此与张琼华生活分道扬镳。张琼华在这段婚姻中的遭遇尤其令人同情，她在郭沫若离开后，一直守着传统妇道，孤独一生，直至去世。 郭沫若的第二段婚姻同样引人注目。他与日本女子佐藤富子相识，这段跨国婚姻维持了21年时间。 在东京的医院里，佐藤富子以护士的身份工作，而郭沫若则是一位充满才华的留学生。郭沫若对佐藤富子一见钟情，他用诗歌和情书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这些情书数量达到了近百封。这种热情和执着，最终感动了佐藤富子，使她决定与郭沫若共同走过人生的旅程，不顾家族的反对和文化差异。 1917年，这段跨国情缘结出了果实，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大儿子郭和夫在日本出生，两年后他们又迎来了第二个儿子。尽管两人在法律上并未正式注册婚姻，郭沫若仍视佐藤富子为伴侣，并为她取了中文名“郭安娜”。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也在这段时间达到了新的高度。1921年，他的诗集《女神》在日本完成并在上海发表，其新诗风格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集受到闻一多等人的高度赞扬，被认为是当时新诗的高峰。 1923年，郭沫若毕业后，选择了弃医从文，与佐藤富子和孩子们一起移居上海，开始了文学和政治活动的新篇章。然而，家庭的幸福时光并不长久，1924年为了孩子的教育，全家再次返回日本。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郭沫若创作了多部重要的历史剧和诗集。与此同时，佐藤富子也逐渐融入了中国的文化环境，她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尤其对甲骨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夫妻两人在艰苦中仍保持着文化和情感上的交流与支持。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在1937年到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郭沫若不顾家庭安危，单身一人返回中国参战，而佐藤富子则留在日本，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任。郭沫若在国内的生活与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后来与于立群结婚，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而对佐藤富子和孩子们的关系逐渐疏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佐藤富子带着孩子们再次来到中国，希望能够重逢郭沫若。然而，她发现郭沫若已经有了新的生活，而她和孩子们则被迫回到日本。尽管面临巨大的心理和生活压力，佐藤富子还是选择了加入中国国籍，并将余生贡献给了新的祖国。佐藤富子1995年去世，她将个人财产捐献给中国政府。 直到他晚年，郭沫若与第三位妻子于立群结婚，这是他人生中较为稳定的一段婚姻。于立群年轻24岁，两人共同生活了39年，共育有六名子女。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关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提供了相对的稳定和支持。 除了复杂的情感生活，郭沫若在考古学领域的行为也颇受争议。他是挖掘明朝皇陵的倡议者之一，这一行为虽然出于学术的初衷，但由于当时考古技术与保护措施的不完善，导致许多珍贵文物的损毁。 郭沫若的书法艺术也是其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他的书法在当代有着极高的评价，许多重要机构如故宫博物院、中国银行的招牌均出自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