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上海提篮桥监狱，67岁的女汉奸陈璧君，突发胸口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无果。她回光返照，索要信纸颤巍巍写下遗言：我一定要记得国家是如何对我的。 陈璧君，1891年11月5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华商家庭。其父陈耕基，原籍广东江门新会，母卫月朗，来自广东广州番禺。年轻时，陈耕基携妻闯荡南洋，凭借橡胶贸易积累了丰厚的财富，成为当地备受尊敬的绅士。 陈璧君在15岁时从当地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璧如女校深造。正是在璧如女校求学期间，孙中山先生率领同盟会成员来到马来西亚槟城，成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在此期间展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和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迅速赢得了同盟会老会员的认可，成为该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这一时期，她不仅积极参与同盟会的各种活动，还展现出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为后续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2年初，陈璧君与汪精卫在上海举行了婚礼，标志着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婚后，她与汪精卫共同参与了多项政治活动，成为国民党内部的重要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汪精卫及其支持者开始协商对策，陈璧君则力主与日本和平。 1938年12月，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汪精卫夫妇等人通过河内逃往上海。次年，汪精卫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陈璧君成为“第一夫人”，并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及“广东政治指导员”，在新成立的伪政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伪政府的高层决策中，陈璧君不仅需要处理复杂的政治事务，还需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她的角色使她成为政权稳定的重要一环，但也使她处于风口浪尖，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批评。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逝，陈璧君随即承担起处理后事的重任，将夫君的遗体运回南京，并参与了葬礼的筹备与执行。完成丧事后，陈璧君返回广东，试图依靠妹夫褚民谊维持在广东的统治，但这一努力因战局变化而未能如愿。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璧君面临伪政府垮台的巨大冲击。她在短短半个月内被军统人员逮捕，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被没收，并被押送至南京的宁海路25号看守所，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这一法令明确规定，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负责审理汉奸案件。条例严厉，将通谋敌国的行为列为十二项罪行之一，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这一法令的出台，标志着战后中国对于那些被视为背叛国家的行为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 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向陈璧君传达了离开的指示：“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般击中她的心脏。次日，陈璧君与褚民谊、陈公博被押送至火车站，随后乘坐囚车前往苏州，被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 在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们经过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了指控，列举了她的五大罪状。这些罪名不仅包括她在汪伪政府中的高位身份，还涉及她在政治决策中的参与和支持，进一步加深了她的罪行程度。 1949年4月，随着苏州的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了该地区，陈璧君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她从狮子口监狱被移解到公安局看守所，随后在7月1日上海解放后，被转移至上海提篮桥监狱。 陈璧君初入狱时，她倔强地昂着头，面对审判坚称自己＂曲线救国＂无罪。宣判结果下来，她更放言:＂宁愿枪决，也不要坐牢！＂言语间满是视死如归的悲壮。然而国家并未计较她的傲慢，反而给予特赦，只是陈璧君仍拒不接受。 于是，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度过了晚年。起初她依然我行我素，但渐渐地，坚冰开始融化。四面围墙外，新中国欣欣向荣，而囚室内，陈璧君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她渴望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主动要求读书看报，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课。 特别是在写思想汇报时，陈璧君常常泣不成声。她逐渐意识到，自己这一生，误入歧途，将挚爱之人也拉下了水，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回忆起汪精卫，陈璧君更是悔恨交加。 1959年冬日，上海提篮桥监狱一间狭小的囚室内，67岁的陈璧君突感胸口剧痛难忍。狱警发现后，火速将她送往医院抢救。然而为时已晚，陈璧君在病床上气息奄奄，面容惨白如纸，冷汗涔涔而下。医生束手无策，只能给她打一针止痛药，聊作安慰。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璧君竟奇迹般地恢复了一丝清明。她颤巍巍地向身边的人索要纸笔，在纸上艰难地写下自己的遗言:＂我一定要记得国家是如何对我的。＂短短十二个字，每一笔都痛彻心扉。 如今，躺在病榻上的陈璧君只感愧对国家，愧对亡夫。这个曾经高傲的女人，终于在血泪的洗礼下放下架子，卸下伪装。临终前，她郑重地将自己的肺腑之言留在纸上，以求心安。国家的恩典，她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