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6日，襄阳解放，国民党中常委康泽被押到王近山司令员面前，焦急的说：“我膀子受伤了，请派医生给我治疗，晚了就留下残疾了。” 1948年7月2日，中原野战军为攻克襄阳、樊城，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敌军在琵琶山、真武山和铁佛寺设下了三道坚固防线，是攻城的最大障碍。王近山召集主要将领，分析敌我态势，研判战场形势。他注视着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银等人，思考着突破防线的最佳方案。 经过讨论，李德生主动请战，愿意率部担任先锋，攻克敌军防线。王近山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李德生迅速部署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和敌军布防的薄弱环节，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之后，李德生所部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顽强拼搏，成功攻下了琵琶山。接着，他们乘胜追击，接连攻克真武山和铁佛寺。三道防线的突破为主力部队的推进打开了通道。 敌军的防御体系被撕开了口子，襄阳城的守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王近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挥部队向襄阳城发起总攻。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解放军采用多路突进、分割包围的战术，对敌军形成了合围之势。 7月16日清晨，解放军各部队同时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巷战，终于突破了敌军的最后防线，攻入城内。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在强大的攻势下，士气崩溃，纷纷溃逃。 襄阳城内硝烟未散。王近山率领的部队已经攻入城中，各小分队按照预定计划，开始清理残余的敌军力量。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国民党守城主将康泽。 在城内的街巷中，士兵们仔细搜寻每一个角落。某处废墟旁，一堆杂乱的尸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名士兵敏锐地发现，其中一具“尸体”衣着与他人不同，似乎还有微弱的呼吸。他们上前检查，果然发现此人是假扮死者的康泽。面对无法继续隐瞒的现实，康泽被迫承认身份，举手投降。 康泽的被俘这一消息迅速传回指挥部，引起了高度重视。早在战役筹备阶段，王近山就明确指示，要尽全力活捉康泽，以获取重要情报，削弱敌军士气。 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地发来嘉奖电报，对中原野战军的卓越战绩表示祝贺。他在电报中特别指出，活捉康泽对于瓦解敌军士气、加速革命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他还指示要派遣可靠的武装力量，确保押送康泽的安全。 随后，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会见了被俘的康泽。由于他们曾在黄埔军校有过交集，这次会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双方在会面中，就当前的局势进行了探讨。刘伯承、邓小平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向康泽阐述了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和主张。 为了安全押送康泽，解放军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安排了精锐部队负责押解。在押送过程中，部队纪律严明，保障了押送任务的顺利完成。 与此同时，樊城的攻势也在有序推进。解放军利用襄阳胜利的鼓舞士气，迅速向樊城发动进攻。敌军在失去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防御能力大幅削弱。经过一系列战斗，樊城也被成功解放。 此次襄樊战役，解放军共歼灭敌军两万余人，解放了襄阳和樊城两座重要城市。这一胜利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也为解放军进一步南下打开了通道。 1904年，康泽生于四川。幼时家境贫寒，依靠亲友资助才得以继续教育。尽管多数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感恩之情，康泽却以其暴虐和喜怒无常的性格特征，使他在黄埔军校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1925年，康泽进入黄埔军校，这所学府不仅是军事训练的场所，更是政治斗争的前沿。蒋介石当时作为校长，对康泽的学习态度和政治立场表示赞赏，这种认可为康泽日后的政治生涯铺平了道路。 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里，康泽选择加入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孙文主义学会”，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也加深了与共产党人的矛盾。这一选择让蒋介石对他更加器重，继而推荐他前往苏联的中山大学深造。尽管在苏联，康泽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这种“反共反苏”的立场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蒋介石那里的地位。 1927年康泽学成归国后，迅速展现出他的政治野心和军事才能。他向蒋介石频繁建言，对苏联制度的批评深得蒋介石内心的认同。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康泽在1929年被任命为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而后又活跃于多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职位。 1932年，康泽成为了“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并迅速掌控了该组织下的“别动队”。别动队是一支专门负责围剿中央苏区的武装特务部队，康泽通过残酷的手段压制苏区的发展。 1934年，康泽带领别动队对苏区进行了严酷的镇压。他们不仅支持地方武装力量“还乡团”，还推行“五户联保”的保甲制度，严格监控和镇压当地百姓，企图从根本上切断苏区的物资供应和社会支持。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康泽的政治地位经历了波动。曾一度被边缘化的他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渐渐失宠。直到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再次启用康泽，任命他为第十五靖绥区司令长官，负责湖北襄阳、樊城地区的防守工作。 来自 杨国林主编；张竹青，程宏伟副主编；襄阳市档案馆编. 红色档案 襄樊战役实录[M].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