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任期接近尾声，四年前精心构建的“抗华联盟”却似乎摇摇欲坠。   当初拜登的战略是在亚太地区，试图联合日韩印澳，通过美日韩和“四方安全对话”等遏制中国。   然而，随着亚太盟友纷纷陷入困境，原本严密的对华遏制网络显现裂缝。   拜登上任之初致力于恢复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试图构建一个“印太联盟”来围堵中国。   这一战略吸取了冷战式联盟模式，拜登希望通过四方安全对话，将美日印澳捆绑成一个坚固的安全框架，全面抗衡中国的崛起。   然而，这一目标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障碍。   首先，是日本政坛的不稳定性。自民党在最近的众议院选举中失利，石破茂的首相地位因此不稳。   如果日本政局持续动荡，不仅对美日军事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改变日本对华政策。   韩国则同样处于内外夹击的局面。尹锡悦政府的支持率暴跌，在野党甚至计划推动弹劾。   其对美依附的外交政策受到国内广泛批评，韩国民众对尹锡悦的外交决策不满。   这样的政局动荡让美日韩同盟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而日韩关系的分裂也可能进一步削弱这一联盟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印度在这一框架中的作用也发生转变。   尽管拜登希望通过拉拢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中形成对华制衡，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却逐渐缓和，尤其是在边境问题上达成协议。   这使得印度在外交上更加独立，逐渐脱离美国对抗中国的预期。印度希望通过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完全站队美国。   拜登的联盟策略试图将印度与中国隔离开来，然而印度选择了保持务实的外交关系，不愿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   另外，拜登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建设，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拜登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试图通过经济纽带增强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但框架内各国的经济利益差异使其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有限。   日韩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较高，印度也选择在经济上保持独立。   因此，“印太经济架构”在实际操作中并未能形成有效的经济联合体，反而凸显出亚太国家利益的多样性，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   尽管拜登在任期内投入大量资源，力求通过经济、军事、外交多方施压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但各国的多元化利益取向和地区局势的复杂性，使这一战略难以落地。   拜登试图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构建的“抗华联盟”未能在关键时刻发挥预期作用，而亚太地区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日益趋向于独立化。   接下来，未来的总统接任，如何调整对华政策并重建盟友信任，将成为美国新政府的重要课题。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已不再愿意无条件追随，而是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寻求外交上的灵活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