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王朝更替的本质是接力者通过战争或者内部改革解决了旧的矛盾再开新局，然后向着盛世狂飙猛进，唐朝太祖、太宗以武力解决了关中和关东以及江南的分裂惯性，再造大一统，北宋太祖、太宗通过削藩和各项制度改革等一套组合拳解决了五代的藩镇问题，不管是唐宋还是明清，其都曾解决了部分历史痼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但两晋的历史却是乏善可陈，不仅没有解决旧的问题，且加速了局势的恶化，进一步使天下陷入混乱中。所谓开局即终局就是对两晋最好的诠释。

曹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晋王司马炎接受了魏帝的禅让即皇帝位，建立了晋王朝，改元泰始，史称西晋。

和历代王朝一样，西晋的建立也是新局面的打开，按照正常逻辑，天下一定会在司马氏的主导下经济、文化、影响力都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现实却是，西晋开国就是暮气沉沉，被各种矛盾作用最终迅速失控、崩溃。

表面上看，西晋是被五胡势力所灭，但本质还是自身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王朝只要内部团结没有缝隙，在没有出现像后来的蒙古这样的雄悍势力的情况下是很难被外力毁灭的。

而现实情况也是，刘渊起兵称汉王之后在用兵西晋的过程中并不顺利，即使西晋当时已经处于八王之乱的乱局中。直到刘渊去世时，匈奴人依旧没有攻克洛阳城，最后是在刘聪的手中才完成了对西晋的物理灭亡。而刘聪之所以能顺利灭亡西晋是因为当时的司马氏已经基本失去了对天下的掌控能力，地方势力再次割据然后被匈奴人各个击破。

归根结底，还是西晋自身的问题。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西晋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一条，其继承了自西汉末年以来就积累的旧矛盾，这个旧矛盾在长时间的累积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势能，西晋由于无法科学、彻底得解决这个矛盾，所以就被这个矛盾腐蚀、变形、败亡。

西汉经过文景武三代皇帝的持续削藩，诸侯王势力彻底失去了权力，但由于生产力的限制，朝廷机器依然对偏远地方和基层的掌控力相对较弱，所以就造成豪强势力的再次崛起。加上拥有权力和经济、文化优势的世族，皇权被大大稀释。

当王莽放弃成为这两个群体的代言人时，这些人就扶持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王朝建立的过程是豪强和世族的第一次合流，双方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笼统地将其称为世族。

世族的终极目标其实是想彻底架空皇权打造皇帝垂拱世族当政的政治模式，但东汉历任皇帝都积极引入外戚力量为盟友，同时以宦官为打手制衡强大的世族，在脆弱的政治平衡中维持皇权的独立性。

最终，这个游戏还是玩崩了。随着宦官和外戚的火并，世族彻底掌控了权力，接着，他们又以讨伐董卓的名义跑马圈地，互相兼并，不断做大家族的蛋糕。

本质来说，东汉末年和三国就是世族通过战争的形式再次进行利益分配罢了，最终形成了孙氏家族代表江东世族、刘氏代表益州世族、曹氏代表北方世族这样的政治格局。

曹氏、孙氏、刘氏不过是地区势力为己方选的代言人而已。虽然历史一再强调曹操是法家做派，代表寒门势力的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世族和豪强依然是曹操的基本盘，不然，曹丕也不可能拿出一个九品中正制来换取这些人的支持。

同时，江东政权也在孙权的主导下开启了和世族全面合作的模式。

至于偏霸益州的刘氏，自始至终都将拉拢世族作为重点工作，其坚持汉朝的察举制就是为了保障军功派和这一群体的利益。

等于说，经过东汉末年、三国的洗牌，各地区的世族都已经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从东汉被皇权打压的状态正式成为皇权的合作者。

世族的力量到底有多强悍，当执政的曹爽想集权时分分钟就被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给打趴下。本质来说，司马懿当时也只是世族选出的代表率领世族的联合力量打败了曹氏皇权。高平陵政变，让世族的地位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彻底架空了皇权。袁绍当年想干的事，被司马懿实现了。

司马懿实现了袁绍的梦想 图源/剧照

263年，执政的司马氏灭了益州的蜀汉政权，将益州世族纳入司马氏构建的权力系统中。接着，司马氏又凭借灭蜀的军功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动作，建立了西晋。

西晋的建立本质上只是作为第一家族的司马氏以世族代言人的身份代表群体的利益罢了。

280年，西晋又灭了东吴政权，将江东世族纳入世族掌权的系统中。当然，不管是益州世族还是江东世族，他们之所以会认可司马家族是因为他们在身份属性上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像当年江东世族排斥孙氏、益州世族排斥刘备集团的激烈场面。

西晋建立后，世族已经基本实现了其政治目标，成为天下的主导者，不仅垄断了权力，还同时具备经济、文化、武力优势。

如此，我们就可以将西汉末年、东汉、三国、西晋的历史区间看作是一条线：世族不断进阶，成为天下主导的一个过程。

所以，西晋的建立本质上就是世族的胜利，同时，这段漫长的历史周期所积累的历史痼疾也被西晋所继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世族的奢靡之风、务虚的本性。

作为第一家族，司马炎也在统一天下后刀枪入库，彻底放飞自我，西晋的后宫规模已经成为形容皇帝奢靡作风的代表。有人可能不理解司马炎的作风，其实，他也只是将世族的奢靡作风放大了而已。因为，司马炎和世族是一类人，只是司马氏拥有皇权而已。

世族的放飞自我导致西晋开国就是暮气沉沉，一副只有王朝末年才会出现的景象笼罩着帝国。

同时，西晋还继承了三国时代的分裂惯性，因为，由北方、益州和江南组合成的世族权力共同体此时的黏合力并不强，一旦司马氏的控驭能力减弱，各地世族还会再一次谋划割据。

除了分裂惯性，西晋还继承了胡人问题。如果从汉武帝将匈奴降众安排在北方边地算起，胡人对北方土地的渗透已经渡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周期，到了西晋建立后已经成为帝国的巨大威胁，是那种朝廷机器根本所不能解决的痼疾。

总结起来就是，世族对权力的垄断以及奢靡、务虚之风的放大，三国时代的分裂惯性和胡人问题成为影响西晋周期的三大因素，稍微有风吹草动，帝国就会被瞬间撕得粉碎。

当然，武帝对于世族问题也采取了应对之策，那就是，将世族手中的武力转移到宗室手中，以宗室来制衡世族，后来还一度引入了杨氏外戚作为平衡。但此时的世族也不过是暂时隐忍，迟早还会向司马氏发难以拿回属于他们的权力。

另外，从西汉末年就在不断累积的世庶矛盾此时也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由于武帝有灭吴的军功，所以还能以个人威势暂时压制各种矛盾，但也不过是一个裱糊匠罢了。

武帝只是个裱糊匠 图源/剧照

也就是说，西晋各种矛盾的爆发是一定的，武帝只是以帝王术和个人威势暂时缓解了矛盾的爆发，只要武帝驾崩，帝国马上就会崩盘。

历史上很少有西晋这种开国就面临崩盘的帝国，本质上还是旧的问题的不断积累导致达到了崩盘的临界点。

果然，八王之乱的蝴蝶效应引起了局面的总崩盘：江东和蜀地再次谋划割据；胡人势力强势南下；世族继续在乱世做大他们的蛋糕；庶族迎合乱世加入了胡人政权。

我们总以为西晋的根本问题是世族问题，事实上西晋的崩盘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最终，司马氏只能在江东苟延残喘。

但是吧，东晋比西晋还惨，开国就被迫承受一套终结其周期的组合拳。本质来说，司马睿是被琅琊王氏裹挟着去了江东，然后又在琅琊王氏的支持下以和江东世族合作的方式建立了东晋政权。

既然东晋是完全依靠世族的力量所建立，所以就只能王与马共天下。

王与马，共天下 图源/剧照

东晋建立，世族又结结实实往前进了一步，已经可以与司马氏共享皇权。由于此时的司马氏既没有军功，又没有军队，所以就只能被世族所控制，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可是，司马睿明显不想自己的皇权被分享，于是就是一顿猛操作来稀释世族的权力，江东世族、琅琊王氏都是他所针对的对象。

面对皇权的不配合，琅琊王氏的强势人物王敦直接就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以武力将司马睿打服。司马睿最终在郁闷中驾崩。

实事求是地说，王敦之乱不是想代替司马氏，而是想将东晋的政局由王与马共天下的模式扭转为“皇帝垂拱，贵族当政”的格局。王敦的胜利也代表世族政治目标的实现，从此皇权彻底被世族所架空。

同时，由于禁军力量的毁灭，东晋朝廷又时刻面临藩镇的威胁，王敦之乱、苏峻之乱、郭默叛乱都是藩镇对朝廷权威的挑战。

当然，世族的彻底崛起也进一步加剧了世庶矛盾，后来的孙恩、卢循之乱就是这种矛盾爆发的具体表现。

更可怕的是，此时的胡人已经在北方建立了政权，其对司马氏政权的威胁更大。

可见，西晋是对历代问题的继承，完了这种矛盾又被转移到了江东的方寸之地，而且更加剧烈，时刻威胁着东晋的周期。

东晋开国比西晋开国面临的局面更加严峻。就是几次内部叛乱都已经导致京师建康城的残破不堪。

要不是东晋出了王导、陶侃等能人，和几大世族的互相制衡轮流执政，早就崩盘了。

总之，两晋绝对是历史上特殊的存在，开局就面临崩盘的可能，本质来说，还是特殊的建立方式将历代矛盾都转移到了其身上导致的。

最终，这一切矛盾的解决还得通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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