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

吴三桂在1673年起兵造反确实是最好的时机。

一、吴三桂从入关到重用到最终成为开藩王爷，是有一个过程的。他真正作为独立方面军已经是顺治十五年，开藩已经康熙元年了。也就是在顺治康熙之交，才有了自己地盘，可以积蓄力量。在此之前，他要是造反，那就是金声桓、李成栋的下场了。

二、康熙前期，吴三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其实也是在朝廷限制下发展的。四辅臣政治能力很一般，但不至于真傻到放任吴三桂。康熙二年，随着战事结束，收了吴三桂平西大将军印信，他的军事调动权力受限。康熙四年，裁撤了其麾下五千绿营军。康熙六年，吴三桂辞去了总管云贵两省事务的职务，清廷顺势要求两省督抚直接听命于中央。可见被迫辞职这种事，吴三桂是经历过的。

清廷安排的云贵提督卞三元是汉军旗人，属于清廷嫡系；云贵提督张国柱原明军部队，顺治二年投降的，之后先后在沈永忠、尚可喜、洪承畴手下干活，顺治十七年才算收吴三桂指挥，和吴三桂并没有渊源；贵州提督李本深是高杰的外甥，老西北农民军出身，收编后是孙传庭手下明军，后来高杰死后降清，跟吴三桂更是没历史瓜葛。

也就是说，清廷此时在云贵的人事安排就是防着吴三桂的。但不得不说，吴三桂确实有其过人之处，他居然和这几个人都逐渐关系特别近。清廷早早意识到卞三元和吴三桂太近了，于是把卞调离，换来甘文焜做云贵总督。甘确实和吴三桂不对付，但没想到的是，等到吴三桂叛乱时候，张国柱、李本深都跟着吴干了，导致甘文焜只好殉节。

所以这个时期吴三桂是一个在防范中逐步积累的过程。他通过构衅苗蛮的方式，连续用兵，保持对军队的掌控力以及军队国模和战斗力。通过与番众互市等方式积累财富，在通过这种战事向中央要军饷和人事安排权。

也就是说，在四辅臣及早期康熙亲政后时期，吴三桂并不是完全放任发展，清廷对他也有限制，只不过他确实能力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积累实力。所以康熙前十二年，实际上是吴三桂积累时期。特别是鳌拜专权晚期以及康熙刚除鳌拜前期这段清廷无暇西顾时期，才是他发展的黄金期。如果过早叛乱，其实力积累远远不足。

三、吴三桂造反的时间基本上恰到好处。因为这个时间清廷开始想要撤藩，却并没有相应的防止其叛乱的军事准备；吴三桂持续积累之下已经有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云贵地方众多官员和将领都被其收服。而且清廷的撤藩也让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等二代们愿意和吴三桂一起干。

所以如果吴过早叛乱，不但积累不够，而且清廷没有撤藩的话，这些二代们也未必齐心；叛乱过晚的话，撤藩已经开始，很多军队就要不在手中了。更不用说，这个时间，清廷开国将领几乎死完了。这个时间反，自己力量最大，盟友最多，对手准备最差，力量最小。

四、吴三桂造反后的战略基本上没有问题。他快速平定云贵川，进军湖南，基本收服了紧挨着自己的广西孙延龄。所以在造反几个月后，就占据了云贵川贵湘五省，实力达到巅峰。只不过，这五省里此时真正经济还不错的只有湖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吴三桂开藩地不可能是繁华地方，所以能占据这五省已经不错了。关键是清廷虽然前期没有准备好，但这几个月时间，也已经足够准备了。

等到吴三桂占据湖南后，就发现如果向北，清军主力已抵达长江北岸，自己目前还不敢主动出击硬刚清军主力；向东，岳乐进入江西，自己打不过去，没法和耿精忠连成一片，进而割据江南；东南方向，耿精忠和郑经打成一片，根本不理会自己的调停，最终只能等着被杰书把他俩连同后来反的尚之信挨个灭了。

而且，吴三桂这时候把主要力量用来打通川陕线也是他可能选择的最好路子了。陕西王辅臣，是他所有盟友里面几乎唯一真正能打的，而且走川陕路线，就是诸葛亮北伐的路，这一路打通，就可以有一个易守难攻的西部基本盘，拥有陕甘这个容易出精兵的地方，比起在湖南这个四战之地强得多。

问题是，吴三桂真正努力了，三次派自己最精锐部队和最能打将领，硬是没法和王辅臣连通，只能看着其灭亡。最终成就了未来将攻入昆明的陕甘绿营。等到耿精忠、尚之信、郑经、王辅臣、布尔尼都被灭掉或赶走，孙延龄投降未成被自己杀掉余部投降后。吴三桂已经彻底成为孤家寡人，面临已经锻炼到位的清军、全国经济支持的围剿。这时候湖南防线日益紧缩，失败已经无法避免了。

五、总之吴三桂这个人，品质虽然不行，但能力还是不错的。不仅军事能力不错，而且确实有相当强的领导力和时机把握能力。他能在清廷的防范下，持续积累实力，练就一支战斗力不错还忠诚于自己的军队，收服云贵川的众多官员将领，然后抓住清廷宣布撤藩却准备不足的关键时候发难，既快速扩大地盘，又有了最可能多的盟友。

所以单看吴三桂的操作，如果造反是必须项的话，他所有方面都没有一点问题。真正问题是，体量的差异让清廷有了大得多的容错率。只要清廷后续操作没问题，那他这些术，是扭不过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