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18日，汪伪上将叶蓬被执行枪决，临刑前他大哭说自己不是汉奸，让行刑士兵给他个痛快。

汪精卫投日后，在周佛海的推荐下，将在香港赋闲的失意鄂系军人叶蓬召到南京，给了一个伪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头衔。

叶蓬是保定军校六期生，当过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司令等职务，他见汪伪的骨干分子陈公博、周佛海等都是文人，便以军事人才自居，频频向汪精卫索要兵权。

无人可用的汪精卫，在成立伪“中央军校军官训练团”后，便以叶蓬为教育长。叶蓬野心勃勃，就任教育长后，将保定军校同学刘培绪叫来当副手。

伪训练团毕业的学员，大部分派去伪军当了军官，经挑选的少数人，被派去给汪精卫充当卫士。疑心很重的汪精卫，对叶蓬并不放心，将这批卫士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打发去各伪部门充当警卫。

1941年初，南京的几个伪军军官，策划刺杀汪精卫、陈公博等汪伪高层。事情泄露后，汪伪特务在牵扯的一个军官家中搜查时，在一个笔记本上发现写有刘培绪的名字、地址。

汪精卫得知后，认为刘培绪参与其中，派李士群带人将刘培绪押去“76号”审讯。之后查清楚，笔记本上出现刘培绪的名字、地址，是因为他也是要被刺杀的人员之一。

事后，汪精卫为了安抚刘培绪，推荐他进入伪军委会充当委员。由此可以看出，在汪精卫内心，对叶蓬、刘培绪是心存警惕的。

刘培绪从“76号”放出来不久，叶蓬又经历了一场未遂的暗杀。原来，叶蓬走了周佛海的关系，得了一个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叶蓬性格桀骜不驯，贪财爱权，到任后不久，便引起了日方的不满。

碍于汪精卫的面子，日方不便公开处置叶蓬，便故意制造了一场未遂的刺杀，以示警告。叶蓬清楚，这次是未遂，要是不听话，下次就是真的了，于是他一改之前的桀骜，事事请示日方，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

在武汉待了一年多后，形如提线木偶的叶蓬说什么也不干了，一再去电南京汪伪，要求改任。不厌其烦的汪精卫，便将叶蓬调回南京，担任伪“陆军部长”。

1943年，汪精卫带着叶蓬等十几个大汉奸去日本。在日期间，叶蓬按照日方要求，在广播上批评重庆政府，但怕开罪蒋介石，将矛头指向陈诚，劈头盖脸的臭骂一番。

叶蓬在伪“陆军部长”期间，指使伪军配合日军，进攻陈诚的第六战区，并印发了“活捉陈诚”之类的标语上万张，张贴于各地。

叶蓬的种种操作，使陈诚对他深恨之，也为他后来的被杀，埋下了伏笔。

1945年初，叶蓬重回武汉担任伪绥靖公署主任。这是叶蓬主动要求的，因为他见日军大势已去，想去湖北掌握伪军，进而作为投靠重庆的资本。

湖北的伪军主力，是邹平凡的伪二十九军。邹平凡骄横跋扈，根本不把叶蓬这个长官放在眼里，叶蓬惹不起这个军头，平日总是以好言安抚。

叶蓬在武汉期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享受上，他的公馆仅厨子就常备了八人，分管家务的仆人众多。公馆内陈设铺张豪华，受邀前来的日伪人员，无不啧啧称奇。

日本投降后，叶蓬飞去南京和陈公博商议对策，陈公博让叶蓬回去后，把湖北的伪军抓在手中，和重庆进行谈判。不曾想，邹平凡趁叶蓬不在，一面派兵缴了伪绥靖公署警卫部队的械，一面和重庆联系，称愿率湖北全部伪军反正。

已取代何应钦担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当即派人通知邹平凡，让以武汉守备司令的身份，率部等候改编。

后院失火的叶蓬，在南京待了几天后，见陈公博自行逃走，这才灰溜溜的回到了武汉。9月中旬，重庆派“土木系”骨干郭忏到武汉受降。

郭忏见迎侯的一众伪军政人员中，带头的叶蓬穿着伪上将军服，以讥讽的语气说：“十多年前我见你时，你不过一团长耳，如今肩挂三颗将星了，真是做得好大的官啊。”

手中无兵的叶蓬，已无任何利用价值，郭忏请示陈诚如何处理。陈诚对叶蓬深恨之，对郭忏说：“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马上抓起来。”

郭忏领命后，派一队士兵去叶蓬的公馆，将他带到了临时指挥部关押。在指挥所关押期间，叶蓬每日有香烟抽，有茶水喝，饭菜也是有荤有素。

过了一段时间，郭忏处理完受降事宜后，派人将叶蓬转押去了武汉行营的军法处。到军法处后，叶蓬的伙食标准大降，饭菜常有馊味。有一次，叶蓬对看守发牢骚说：“我好歹当过一方大员，怎能被如此对待。”

看守鄙夷的说：“你也算大人物？不就是个汉奸吗。”

“汉奸”两字极大了刺激了叶蓬，他好几天都低头不语。叶蓬被抓后，他的家人去找何应钦求情，何应钦说：“他这个级别的汉奸，是杀是放，我做不了主。”

叶蓬后被押去南京受审，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到了1947年9月初，陈诚突然想起叶蓬，一问得知还关在监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去找老蒋要求马上对其执行死刑。

老蒋同意了，并在陈诚的建议下，将行刑的日子定在“九一八”这天。9月18日，叶蓬被押赴刑场，面对围观群众的痛骂，叶蓬不住得自言自语，说他不是汉奸，并不断央求行刑士兵“打准一点，给个痛快”。

行刑士兵在做好准备后，将口中啰嗦个不停的叶蓬一枪结果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