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这是他遭遇的第五次牢狱之灾。出狱后他想重回延安。毛主席表示十分欢迎，不过要答应3个条件。 1937年，陈独秀走出南京的监狱大门。 出狱后，陈独秀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重返延安。他写信给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欢迎，但提出了三个条件。 首先，毛主席要求他公开放弃托派理论，并与托派组织断绝关系。 这是一个极为苛刻的要求，因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信仰，更是陈独秀晚年政治身份的一部分。陈独秀知道，若公开反对托洛茨基，等于是在政治上自我毁灭，但他的倔强和信仰使他无法轻易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次，毛主席要求他公开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点对陈独秀来说，并不难接受。早在国内战争时期，他就已经对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持批评立场，多次强调抗日的重要性。这一点，陈独秀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最后，毛主席希望他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诚意。这意味着陈独秀不仅要在言论上支持，还要在行动上彻底表态，与过去可能的任何不同声音划清界限。   陈独秀清楚，在多日的思索后，他决定拒绝。他的拒绝并非出于对抗日不力的考虑，而是对个人信仰的坚持。 他写信给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决定，并且愤然离开，决定不再涉足政治。 陈独秀在四川的日子虽然贫困，但他从未放弃过追求。他租住在江津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上，那里远离了政治的风暴中心，但也同样缺乏了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在这种环境中，他的生活异常艰难，但他的精神世界依旧活跃。陈独秀将自己的居住地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学术研究所，他利用有限的资源，阅读、写作，不断地探索和表达他对时代的理解与对未来的展望。 尽管物质条件极为有限，陈独秀还是设法维持了一定的写作产出。他以旧书和报纸为材料，勤奋笔耕，时而发表一些小型杂志或地方报纸上的文章，这些作品多聚焦于文化批评与历史反思，他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批评了时代的倒退与革命的偏差。 他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持有警觉性的看法，认为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都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离。 在这段流亡生涯中，陈独秀的健康逐渐恶化。由于长期的贫困和营养不良，加上年事已高，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的简陋住所中去世。尽管他的去世并未引起太多的外界关注，但他留下的著作和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问题的深刻见解。 陈独秀未能见证他憧憬的那个新中国，但他对文化自由和思想多样性的坚持，成为了思想史上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