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下猛药，人口问题可能真的难救！ 来源:财经论谈 据民政部2022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有683万对夫妇办理了结婚登记，这是自1986年民政部开始记录以来的最低记录。 从2013年国内结婚登记人数达到1346.9万对的峰值开始，结婚人数就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到2022年已几乎下降了一半。 同时，男女的首次结婚年龄也在逐步推迟。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2020年男性的平均首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 而十年前，男性的平均首婚年龄是25岁，女性是24岁，十年间，首婚年龄平均延后了将近4岁。 离婚方面，去年全国共有210万对夫妇办理了离婚登记，这也是近十年来的最低点。 从这些数据来看，未来的人口问题非常严峻，现在结婚和新生儿出生数均创历史新低，人口增长的趋势似乎不容乐观，可能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了。 从过去近40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国内的出生人口在1987年达到了近40年的最高峰后，便开始持续下滑。这意味着，随着95后和00后步入婚育年龄，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数量也在持续减少。 这意味着国内的适婚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而选择不结婚和丁克生活的人群在增加，如果现在不采取有效措施来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 那么十年后，生育的负担将落在10后甚至20后身上，但由于这些年龄段的人口更少，那时即使提供高额奖励，整体的新生儿数量也难以大幅提升。 结婚人数的大幅减少，将严重影响未来的出生率，尤其是对一孩出生率的影响极大。根据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当年国内一孩出生人数仅468.3万，首次跌破500万大关。 目前国内的生育率约为1.1，若以去年683万对夫妇计算，平均每对夫妇生育1.1个孩子，那么新生儿人口仅为751万，这一数字令人担忧。 随着未来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地方债务的累积和老年人口的社会负担，我们可能将面临“未富先老”的窘境。 同时，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社保体系的压力也将增大。最近我还看到国内的一位社保董事长提出，需要动用储蓄来支付养老金，这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 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但这确实表明了国内社保养老体系面临的现金流压力正在增大。 许多人认为新生儿数量的减少是一件好事，认为人口过多是负担，但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社会的“负担”，如果新生儿数量进一步减少，负担将会更重。 例如许多人讨论的延迟退休，恐怕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必然。 在促进生育方面，最有效的措施可能就是直接的经济激励。 人口学家梁建章提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将GDP的1%用于生育促进，可以提高社会的生育率0.1。考虑到我国去年GDP达到了数十万亿，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投入上万亿的资金，才能将生育率从1.1提升到1.2。 鼓励生育明显比限制生育更加困难。 为了鼓励婚姻和提高生育率，我们已在20多个城市启动了试点项目，以开启“婚育文化的新时代”。 这些试点项目可能与过去的“计划生育”宣传类似，目的是通过各种宣传活动改变人们对生育的观念，并促进生育。 但这样的效果是否有限，我认为可能非常有限。 与计划生育时期不同，那时因为高额罚款，人们难以隐瞒超生行为，很多家庭也无法负担高额罚款，因此减少了许多出生。但鼓励生育不同，当前不生育很难施以罚款，而多生的成本非常高，根据一些研究，国内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约为50万元。 面对如此高昂的抚养成本，没有直接的经济补贴，激发生育意愿非常困难。 当然，宣传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提供实际的经济补贴来激励人们生育。 如果我们投入1%的GDP，即约一万亿人民币来补贴生育，以去年约900万新生儿计，我们可以为一千万家庭提供二胎生育补贴，平均每家可获得十万元。 十万元的现金补贴力度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多生一千万新生儿，显然是一个成本效益很高的措施。 如果每年都补贴一万亿，十年下来总共一百万亿，但可以换来一亿的新生儿人口增量，从经济效益角度看，这比投资基建更划算。 现在虽然各地都在建设高铁、机场、地铁等基础设施，但考虑到未来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很多基建项目可能都收不回成本。而将资金用于生育补贴，每多一个新生儿就增加了市场需求、母婴消费和税收，这些都是有形的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新生儿人口的增加不仅不会抢占现有的就业机会，反而还能创造更多工作岗位，有助于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环境。 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市场，理论上新生儿越多，市场的消费基础就越大。新生儿本身不会抢工作，是纯粹的消费者，因此，将资金用于生育补贴无疑是有益无害的。 二十年后，当这些新生儿成年，他们将能够缓解社保养老体系的资金压力，为老龄化社会提供更多劳动力，也有助于缓解延迟退休的趋势。 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