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应问问那个日本人，是谁让他在这里胡说八道的？”90年代听到日本外交官在联合国诋毁中国后，李肇星十分生气，决定强硬反击。 1993年，李肇星从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岗位上调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开始了他2年多的联合国任职生涯。 那时候，正值美国领导的西方在冷战中全面获胜，西方国家利用各种场合抹黑中国，李肇星的工作充满了挑战。 众所周知的一点是，联合国会员的会费基本上是按照国家的GDP总额来分配的，越是富裕的国家，缴纳的会费越多。 然而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经常拖欠会费，只有在因为欠会费面临被取消投票权前夕才补交一部分会费。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曾经一度缴纳过高达5.5%的会费，后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中国的GDP总量重新计算，从1980年代开始降至不到1%。 当时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里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缴纳的会费金额自然不及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但却享受了常任理事国的权利，其中最被人熟知的就是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 为此，一些其他国家连这点都抓着不放，公开或者私下里说三道四。 有一次，李肇星刚刚开完一场会议，就听到下属一位秘书急匆匆走过来向他汇报：“刚才我在外面走廊里听到一个日本的外交人员对其他人煽动说‘安理会早就该改革了，有的国家缴的会费比日本少得多，但享受的权利比日本多得多，有否决权，有使用本国语言的权利’。” 这种含沙射影的言辞不用细想也知道是在说中国，当时联合国有6种工作语言，其中不包括日语。 当然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是按照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语言和使用广泛的其他语言决定的，这两个标准日本一条也挨不上。 该日本外交官同时大放厥词称：“我们日本出了那么多钱，讲日文还得自己找翻译。”因为当时日本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所以自然也缴纳了不少会费。 李肇星听了之后十分生气，因为像这种颠倒黑白，有辱国家的言论，你作为中国的外交人员听了之后应该当场予以严正驳斥，而不是跑来告诉自己。 他当即对年轻的秘书说：“你该当场告诉那日本人，联合国不是银行家俱乐部，不是企业董事会，不是按钱数分配权利。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千万无辜死难者的遗体上建立起来的，是为了警告和惩罚那些侵略者，防止他们再度发动侵略战争！” 果然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作为一位老外交工作者，李肇星这些话堪称字字诛心，杀伤力很大。 顿了顿，他又补充道：“你还应问问那个日本人，是谁让他在这里胡说八道的？是他们大使允许的，还是外务省授权的？” 果然，当秘书立即折回去，把李肇星的话原样告知对方后，那个日本人当场吓得变了脸色，说他知道错了，请千万别告诉他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