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5日，旗手高烧不退，化名李润青住进医院。等她退烧后医生再次建议咽喉手术，旗手还是拒绝。5月13日，旗手在《人民日报》头版写下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这一天，政治局会议任命旗手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 旗手又写了一句话：“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旗手字”。 5月14日凌晨3时30分，值班护士发现江青用几块手帕连结成绳，系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自杀身亡。 旗手的后半生没离开过毛主席，谁也忘不了毛主席。 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客观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种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营。” 据此，他提出了一条“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最终，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思想，完全被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是完全正确的。 在评价五四运动时，他既高度赞扬了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又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五四运动中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错误倾向。他指出：“五四运动时期，那些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积极倡导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 但与此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他们对于现状、历史以及外国事物，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在他们看来，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因此，批判的继承成为了毛主席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他一生始终如一、身体力行的实践准则。 正是基于这一科学的态度，毛主席一方面不断强调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为此，他要求人们：“我们必须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手，要重视中国自己的东西，否则我们的很多研究就会失去对象。” 他坚决批判了那种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调，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另一方面，毛主席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与之彻底划清界限。 他把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视为中国进步道路上必须要扫除的首要障碍，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推翻封建主义的政权、宗权、神权、夫权这些束缚人民的沉重枷锁。他大力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摒弃那些扼杀个性、摧残妇女的封建礼教，断言：“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力量的崛起而动摇。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以及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则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主席以科学的态度汲取并运用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髓。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数千年来的历史经验，从而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民本思想体系。 更确切地说，毛主席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阅读，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他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断从中汲取精神的养分。他的床头案边堆满了各类书刊，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稗官小说，他都乐此不疲地阅读。他尤其精通中国历史，对众多历史人物、农民起义事件、历代著名战例都进行了深入的批注和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历史，从孔、孟、荀到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和孙中山，都闪烁着人民性的光辉。 在处理“敌”与“民”的关系时，毛主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在处理内部矛盾时，他主张采用民主的方法，通过实施“仁政”、“大仁政”和“小仁政”来协调党与人民的关系，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而在处理敌我这一外部矛盾时，他则坚决使用专政手段，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主席强调，中国共产党既要重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更要高瞻远瞩地考虑人民的长远利益。 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毛主席将民本思想与辩证唯物方法论相结合，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共全党一致认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只有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和幸福，整个社会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