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毛主席到济南，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汇报工作，他说王效禹阻碍谭启龙出来工作，毛主席说谭启龙是个老老实实的人，红小鬼出身，现在好几个省都要他去工作，准备让他去陕西工作，换换地方也好。毛主席还说，王效禹这个人不好，他的问题早有个别同志向中央反映，这个人不能用了，你们不选他，我也不选他了。很快王效禹被撤销济南军区政委等职务，后来被开除党籍。 一个偶然机会，谭启龙在放牛时偶遇了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那天，他在一棵大树下躲雨，而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也恰好来到这里避雨。 在雷雨交加的声中，他们开始了一段深刻的对话，那位青年对他讲述了共产党为何要斗争，为何要改变现有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 由此，谭启龙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首先是作为一名青年团的成员，积极参与到地下抗日的活动中。 在那些日子里，他不仅学会了如何组织村民，还学习了基本的军事战术和政治理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谭启龙的能力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 他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团员逐渐成长为地区领导者，在他的带领下，他们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抗日行动和土地改革，帮助村民摆脱了地主的压迫。 通过这些年的艰苦奋斗和无数次的生死考验，谭启龙的名字在党内逐渐响亮起来。 他的政治生涯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这一切都源于他早年那些在田间地头、山野牧场中的艰苦岁月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文革期间，谭启龙的政治生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1966年的青岛事件，是其职业生涯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夏日的青岛，海风带着盐的味道，街头却是一片混乱，学生群体在革命的名义下揪斗市领导，这种动乱迅速蔓延至工人阶级。 作为当时的党内高级干部，谭启龙身着朴素的中山装，两次前往青岛，面对愤怒的人群和混乱的场面，他尽力平息每一次冲突。 在一个闷热的午后，谭启龙站在人群前，他的声音尽管被愤怒的喊叫声淹没，仍不懈努力地向人们解释，试图让他们理解暴力并非解决问题的方式。 他的干预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却也让他成为了攻击目标。 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谭启龙面对来自全国的党内同志，他坦言“大串连”严重冲击了国家的工农业生产，这种直率的发言在会场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他的眼神坚定，声音响亮，建议限制地区间的串连，并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 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但也为他招致了更为严酷的迫害。 他被残酷批斗，被迫站在台上，面对无休止的指责和侮辱，那些日子里，他饱受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但从未屈服。 在周恩来短暂的庇护之后，谭启龙被王效禹一伙人以参加重要会议为名，骗回济南。 返回后，他再次被投入无休止的审查和批斗，面对这种背叛和绝望，谭启龙的坚持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他坚守自己的原则，在一次尤为激烈的批斗会上，他绝望至极，却坚定表达了他的抗议。 这种行为，虽然招致了更残酷的对待，却展示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强不屈精神。 即使在病榻上，谭启龙仍旧坚持阅读，写作，将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化为一字一句，他相信，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光明终将到来。 随着风暴逐渐平息，谭启龙的政治生涯也迎来了新的春天。 1969年对谭启龙来说是重生的季节，这一年的四月，经过毛泽东的直接过问，谭启龙不仅被重新恢复了党内的职务，还意外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当选后的谭启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他个人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毛泽东对他的再次启用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信任，更是对他能力的依赖。 为了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谭启龙被派往北京新华印刷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锻炼。 当他结束在新华印刷厂的学习时，他已是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他深知，前方的路虽然仍旧充满不确定和挑战，但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去以更加成熟和坚韧的姿态，服务党和国家的发展。 1970年，他被调任为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这一职位标志着他重返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一步。 谭启龙抵达福州的那天，春风和煦，街道两旁的桂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他站在省委大楼前，深吸一口气，内心充满了重新开始的决心和希望。 他知道，这个新的起点，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复仇，更是为了能够为这片土地带来更为深远的变革。 在福建省委的工作中，谭启龙展现出了非凡的远见和领导才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健康的逐渐下滑，谭启龙在1980年选择退休，但他选择的退休生活并非远离政治和社会活动，他返回了自己深爱的山东，定居在济南。 在这里，他并没有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常常驱车出访山东的乡村，深入实地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在他的推动下，山东开展了多项旨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项目，如乡村道路硬化、农田水利改善等。 他还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和座谈，不厌其烦地向年轻一代的政治家们传授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尤其是在如何处理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复杂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