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有很多次紧要关头，每一次紧要关头都让人惊心动魄，很多时候当时决策者犯错极大，如果放在现在，估计枪毙十次也不止，可针对如此大的错误，当时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并没有一棍子打死，由此也成就了很多佳话。 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博古的错误决策，红军走上了长征，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可以说王明博古领导和决策重大失误，王明在遵义会议赴苏联治病，抗战爆发后，王明再次回到国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线中又犯了一系列错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遭到严厉批判，曾经统治我党长达4年的王明路线被彻底定性。 面对如此严重的错误，毛主席仍对王明网开一面，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为了团结力量建设新中国，再次启用王明，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国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新中国的法律审核工作，直至1956年王明再次赴苏联治病。 包括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主席的洛甫和王稼祥，长征前是跟随左倾路线反对毛主席，后来在“反围剿”和长征途中认识了左倾路线的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正如毛主席所说：“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起码代表和他一起犯过错误的人。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博古和凯丰就是其中典型，博古在遵义会议前犯过严重错误，但出于团结目的，仍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博古在中央红军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较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新闻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凯丰曾在遵义会议中指责毛泽东“只会看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后来凯丰见识毛主席用兵如神，在与张国焘分裂活动时，坚定地站在中央一方。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用人之道、干部政策，针对曾犯过错误和意见不一的同志，曾经是团结争取，现在是一错全无；曾经是敢作敢当，现在是谨小慎微；曾经是仗义执言，现在是亦步亦趋；原因就在于一错全无，一有错误就追责，怕犯错，不敢犯错，让干部不敢说，不敢做，不敢当，明哲保身大行其道。 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官员们特别害怕犯错误，唯恐天上掉树叶，有担当有作为的越来越少，怕舆情、怕出问题、怕出事，种种怕就会造成政府越来越怕闹，越来越迁就闹事者，不公平的会越来越多，要让干部敢担当，不能让追责泛化扩大化。